浅谈天台宗的性格与价值
法藏法师
天台宗乃是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过五百多年的辩证与理解，并逐渐「组织化」与「本土化」后，第一个成立的宗派。也是汉传佛教存在最久，而且影响最深远的汉传佛教宗派，到目前为止，仍有专人专处在弘扬且传承不辍，其教理与修持之契理与契机，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佛教的组织化与本土化，乃是指：透过中国祖师的思维、理解与修证所得(此是「契理」，最为重要)，对传来的各类佛法，进行整体的扒梳、组织与总持、判摄(主要是「教判」的建立)，从而形成一种适合中国人所了解并修持的，整体佛法思想体系(此为「契机」)而言。此一体系，虽然对于佛法的表述，与向来印度或西域等地所传的各个佛法思想系统，有不尽相同之处，但由于乃是透过宿具因缘的古大德之实修所得，因此并不影响到他的可信度与正确性。所谓「方便有多途，归元无二路」，毕竟能强固地流传到现在的各个宗派，大都是在教理思想上，或实修实证上，经过了时代的层层考验后，才能有今日的弘传。这也是因为能流传到今日的宗派，几乎都是立足在创宗者对佛法的综合性理解，及实修实证的基础上所致。尤其进者，修行的实证所得，是可以一代代重复验证的，这使得中国佛教的宗派，可以因此超越文字概念的差异，而被广泛且长久地信受着！尤其是天台宗的成立及其性格，更是具有这样的特质：教理思想上具有其「融合性」、教法内涵上具有其「实证性」、且在适应众生上具有其「适修性」。再加上本土化后的「亲和性」，这使得天台宗能以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之因缘，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汉传佛教的各个层面。
就历史的因缘看，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到天台判教的成立为止，中国早期的佛弟子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不外以下三类：首先最迫切的，是在缺乏文字符号与概念基础的情况下，佛弟子要如何才能正确地理解佛法的真义？汉代所流传的佛教，正是因为文字与概念的隔阂，而被模拟为中国的「方术」与「神道」；到了魏、晋以降，透过更多的翻译与解说，已使佛教逐渐脱离了「方术」与「神道」的色彩，但在解脱概念上，则仍与老、庄思想合流而形成了「格义佛教」，如此虽比前代稍有进步，但仍不免隔靴搔痒未能中的之憾。直到南北朝罗什大师出，因其善巧的解说与契机的翻译，方才真正地建构出一套完整、精确而又独立的汉传佛教语汇与概念，从而使汉传佛教得以完全摆脱「格义」的阴影，走向正确而深刻的理解之路。这是早期汉传佛教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基本上已透过正确的翻译、解说及辨证，而得到了适当的解决。
然而接着而来的两个问题是，透过对庞大经典的正确解读之后，我们将发现这些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传来的佛法当中，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不同的概念与对立思想。我们要如何从这众多概念分歧，甚至看来相互矛盾的经、论当中，理出一个清晰而统一的思想脉络来，以便能总摄这一切传来的佛法内容，已成为「正确理解」佛法后，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再者，实践与实证毕竟才是佛法最后的目的，因此要如何依于上来所说的统一佛法思想，去建构一个既能符合佛法本意，又能有次第地总摄一切修行内涵，而且适合中国人所理解与实践的佛法修持体系，即成了继总摄把握佛法之后，自然会产生的另一个问题。以上正是南北朝时代，汉传佛教界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时代课题，总的来说，亦即：如何无有对立地总持一切佛法(教门)？及如何圆满无缺地实践一切佛法(观门)？
就契理的立场观之，成立于隋代初年的天台宗，长久以来之所以被教界誉为「教观双美」，正是因为他几乎圆满无缺地，解决了上来所说，当时汉传佛教的两大问题。「五时八教」的《法华》一佛乘观，统一了当时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的各类判教思想，从而使佛陀一代时教的方便(权)与究竟(实)、显说与密意，相契合而总摄无遗。在此开权显实、《法华》一佛乘观的佛教最高原理之下，各类、各系佛法的分歧与矛盾已不复存在，对于佛法高低的虚妄检择，也失去其实义，因而表现出佛法的整体性、融合性与圆满性来。此外如「次第禅门」与「圆顿止观」等实修思想的提出，分别照顾到渐修与悟顿的各类修持法门，并将之统一会归在「中道实相」与「圆融三谛」的最终目标下，使得汉传佛教的修持，产生大、小，显、密，顿、渐同时并存的包容性格，这也正是中国佛教在历经各代兴衰变革后，仍能长存而弘传的主要原因。此外，由慧文、慧思，以至智者大师等，一脉相承的实修道统，也使得天台宗的教说与行持，都扎实地立足于亲证的基础上。此一「实修亲证」的性格，不但使得天台宗能够领导当时的佛教界，而且一直到今日，即使有所谓的藏传，南传佛教，乃至学术佛教等的传入与冲击，天台宗的思想与实践，仍显得万古而常新。
再者，虽然在天台宗成立之前，也有类似「三论」、「成实」、「俱舍」乃至「地论」等学派的出现，但大多依循着传来的原典思想而发展，其综合性理解与整体性把握的性格并不明显。然而到了南北朝后期，汉传佛教已发展了五百多年，其间所传来的佛典，几乎函盖各个时期佛教兴盛地区所流传的佛法。面对如此众多表述方式不一，方便与真实互异的各类佛法知见，单凭某一时、某一地的佛法思想体系，是不可能加以会归、统摄的。唯有以实修亲证为基础，超越文字与概念的妄想，并扬弃单一佛法思想体系的包袱，以更圆满、更超越的眼光与心胸，去融通判摄一切所传来的佛法，才能从根本上去总持一切佛法深意，而不遗漏一法，不妄别一法(现代的人，却忙于以少修无证的凡夫知见，去妄加分别各类已存在的佛法，谓彼是「发展的」、此是「原始的」……等等，古德云：「至道无难，唯嫌捡择」，古今之别何其钜也)，天台宗之所以超越前代各宗的关键正是在此。
天台宗契合佛理的性格，大体如前所述。若论其契合众生根机的性格，则天台宗乃是以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研修佛法的成果为基础，综合了前人的佛法理解与实修经验，以中国人的思考模式，去芜存菁地以中国人更能接受的表述方式，对佛法的教、理、行、证等，做了整体而契合佛意的「本土式」表达。如此，则使得佛法更具有亲和性与说服力，从而更能契合汉传佛子的根机，这是天台宗对汉传佛教，具有特别「契机性」的由来。
依于这种适合中国人根机的契机性，天台宗早在唐代各宗兴起之前，就已独一无二地，对汉传佛教发挥着全面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说，在唐代以后兴起的各个宗派，都或多或少而无有例外地，受到了天台宗的影响。例如：华严宗以天台四教判为基，而另立顿教成「五教判」；唐密与天台思想合流而成「台密」；南山律师以《法华》、《涅槃》为本，建立「大乘圆教宗」，灵芝律师更依天台教理解释南山律；禅宗祖师玄觉(天台八祖玄朗大师之同门)学天台教观三十载，而于六祖惠能大师座下一宿而悟(此表禅与天台两宗于修证无别)，三论宗嘉祥大师曾求教于智者、就学于章安等等，皆是天台影响其它宗派的明证。此外如诵经(慧思大师提倡诵持《法华经》)、拜忏(智者大师亲撰《法华三昧忏仪》)、修观(天台强调「一心三观」之禅修)、斋仪(如斋天、祭祖、水陆、施食等)皆出自天台宗门庭，乃至菩提心最早之有系统劝导(《摩诃止观》中，「发大心」一科即是)，菩萨戒之授受(慧思大师撰集中国最早的授菩萨戒仪)等等，皆因天台宗之提倡，而流传至今，其适修性及对汉传佛教影响之深远，由此亦可见端倪。
总结来说，天台宗的性格是融合性、实证性与适修性并存的，而在佛法上，他更具有「契理」与「契机」的双重价值。慧文大师阅《智论》而大悟「一心三观」之旨，一生行谊高深莫测；慧思大师虔诵《法华》，励志苦行而大悟「法华三昧」，神解妙用，服毒不害；智者大师苏山妙悟旋陀罗尼，华顶苦修头陀行，寂后感应不断等等，凡此之类，皆是天台立宗诸祖实修证果的明证。依此亲证的道力与愿力为本，方能创立教观双美、亘古弥新的宗派而垂教后世。吾等佛子身处汉传佛教极度衰微的今日，欲复兴汉传佛教，抱残守缺固然不足为训，然而若欲吸收外来以改造汉传佛教的体质，则重新找回汉传传统佛教中有价值的部份，继续予以发扬光大，正是一项先决的工作！毕竟佛法的呈现，一定有依于不同文化思想与风俗习性，而存在的不同表述方式，那是无法互相取代的，这也是佛法具有广大应机性的必然表现。因此粗心地舍弃中国固有的佛法表述，而欲不加捡别地以不同地区或文化的佛法表述来取代，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违背因缘法则的。我们唯有保存既有，才能理智地吸收外来而知所取舍，从而融合外来、创造新局，是吾人坚持必须善意地复兴固有佛教的一项重要理由！
而在恢复汉传佛教的工作当中，之所以推介天台宗，或许个人宿世的因缘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以解行并进、教观双美、性格包容、说法清晰、实际可修、传承未失而且影响深远等等的条件说，天台宗确实很值得发心实修实证，且关怀汉传佛教之复兴者的注意。然而，佛法依于不同的众生根器，而有不同的施设方便，这是大乘佛法的通义，因此也不可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法门，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佛弟子，天台宗当然亦不例外。所以我们在恢复固有佛教的同时，固然也可以有所取舍和选择，然而这样的动作，仍必须出之以谦卑与实修。断不可人云亦云，随着外人的舌头或世俗的所谓「学术」价值转，亦不可只凭个人好恶或思虑分别就骤下结论、轻加菲薄。佛法是唯修、唯证相应的，我们岂能先存怀疑、隔阂，而得佛法的真实受用？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若不真实地投入汉传佛教的解、行大海当中悠游一番，我们又如何能找出汉传佛教的病灶所在，以及一千多年来，许多祖师大德们真实受用的高妙之处呢？天台宗的教观并重与善巧适修，或许正提供了这方面不错的选择吧。
时维佛历二五四二年(一九九八)大年初六初稿于嘉义义德寺大专女生斋戒会中佛历二五四七年(二零零三)幕冬修订于满州千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