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于玄奘主持翻译的佛经与梵文原本在内容和意思上最为接近，所以人们往往把玄奘版佛经当作原本来看待，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译经实为护经，翻译实为传承。
经过两个月忙碌而有序的准备，位于长安弘福寺内的译场终于在贞观十九年五月正式建立。
汽车不可能瞬间提速，团队也需要磨合期，玄奘显然是一个称职的工程师。
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玄奘没有因为原材料和人才上的优势而盲目开工，而是小心翼翼的选择了一些相对次要的佛经来热身。事实证明，一年的热身非常必要，不但让参与译经的僧人们熟悉了翻译的分工和流程，积累了翻译经验，也让很多之前不曾预想到的问题暴露了出来--比如著名的法藏大师就是因为在热身期间与玄奘对某部经书的看法不同而退出了译经队伍。
之后几年，玄奘就是在紧张而充实的译经生活中度过，这当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老子》的翻译。《老子》又名《道德经》，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经典。在唐代，为了宣扬天命，李唐皇室就把自己看成是老子的后人，因此把道教奉为国教，地位排在儒佛道三家之首。随着唐朝势力控制西域和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中原地区与中亚印度的交流也日渐频繁，戒日王的使者甚至抢在玄奘归国之前，于贞观十五年便来到长安向唐太宗纳贡示好，此后就有印度国王请求大唐能够赐予《老子》一书。印度国王为什么会对《老子》感兴趣，《老子》与印度宗教有什么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作为大唐帝国的统治者，又是奉道家为正统的唐太宗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个显示大国恩泽、宣扬李家正统的机会，于是命玄奘会同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多人一起将《老子》翻译成梵文。
宗派之别，信仰之见，一心弘扬佛法的玄奘当然不太愿意为道家做嫁衣裳，不过这是皇帝指派的任务，他也不好当面反对，只能勉为其难的接受了任务，然而在内心深处，玄奘根本不认同道教，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与道士们发生争论。当道士们向宰相要求把《老子》的序文也译出来时，玄奘坚决拒绝了。不久，大唐使臣王玄策就带着梵文版的《老子》第二次出使印度。
第二件事是《瑜伽师地论》的翻译。
《瑜伽师地论》既是玄奘西行求法的最重要目的之一，也是他在那烂陀寺跟随戒贤法师学习时间最长的一部经书，之前一年多时间的翻译磨合期，其实就是为了这部《瑜伽师地论》。
贞观二十二年五月，《瑜伽师地论》翻译完成，此时正值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归来，唐太宗便招来玄奘，再次要求他还俗做官，再次遭到了玄奘的拒绝。幸亏褚遂良从旁调解，唐太宗才收起怒火，让人取来玄奘刚刚翻译完的汉版《瑜伽师地论》，看完之后大加赞赏，还命令秘书省将汉文版《瑜伽师地论》抄写九份，分送九州郡县，然后由九所著名的寺院收藏，好让天下人一同参阅这部煌煌巨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瑜伽师地论》翻译完成后的那一年里（即贞观二十三年），玄奘遭受到了一生中最为沉重的两个打击。这两次打击，甚至比渡河失经和麹文泰的死更让玄奘痛心。
玄奘没有忘记唐太宗对自己的嘱托--撰写一部介绍西域各国风土民情的著作。所以在翻译《瑜伽师地论》之前，也就是整个译经团队还处在磨合期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大唐西域记》的准备工作。
提到《大唐西域记》，就不能不提起玄奘的亲传弟子--辩机。
辩机的家世和生平都已不可考，但是从《大唐西域记》卷末的《记赞》来看，辩机十五岁出家，师从长安大总持寺道岳法师，后来道岳法师被任为普光寺寺主，辩机则改住长安会昌寺，十余年间潜心修佛，于贞观十九年以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的资格入选玄奘译场，成为九名缀文大德之一。
在玄奘的译经团队中，辩机不但年纪最轻，而且仪态风流、文采斐然。在玄奘眼中，辩机俨然就是年轻时的自己，因此对他格外器重。辩机也很争气，在出任缀文大德期间，由他译出的佛经就有《显扬圣教论颂》一卷，《六门陀罗尼经》一卷，《佛地经》一卷，《天请问经》一卷；随后他又参与了《瑜伽师地论》的翻译，负责一百卷经文中的三十卷，随即被玄奘钦定为《大唐西域记》的执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