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杂阿含》(卷十四)
第343经(浮弥经)：
本经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主要讲外道问尊者浮弥有关苦、乐为谁所作的问题，尊者浮弥如法而答，后为佛陀所印可。
在佛陀住世期间，由于上层统治者对文化思想领域采取一种怀柔宽松的态度，因此在佛陀时代，思想学术界可谓百家争鸣，异常活跃。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上看，思想学术界高度繁荣，无疑是好事情；当然，它有时候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不好，有可能会伤及到统治者自身利益。古印度号称十六大国的那些国王们自然并不是傻瓜，他们对于学术界有着一套已成惯例的“潜规则”。从吠陀经典中我们可以得知，欲想更好地统治国家服务人民，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即高超的智慧和勇猛的武力。这两个条件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如何同时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呢？后期吠陀经典指明了一条道路：婆罗门是知识与智慧的代名词，所有的智慧都出自于婆罗门——如果未经婆罗门的亲自祭祀，上天是不会接纳那些臣民的；如若婆罗门们受到了藐视或怠慢，就无异于无梵天的无视，其结果可想而知，即沦为一生族。另一个条件是，刹帝利是武勇的象征，有了他们的保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而婆罗门与刹帝利的完美结合，便为国家的昌盛幸福提供了前提和保障。从我的这段浅白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婆罗门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在吠陀经典早期，或者更早期，便牢固地确立了。因此，无论思想学术界如何地争鸣齐放(包括对婆罗门的抗议或强烈反对)，都很难动摇婆罗门在国家统治意志方面的绝对主导地位。
佛教作为一门新兴的宗教，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很多人都要询问佛教的中心思想，或者就某一方面的论题，进行友好的、深入的探讨(有时因意见不同也会闹翻)。在某一特定时期，有“众多外道出家”造访尊者浮弥：“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与否？”尊者很爽快：“随汝所问，当为汝说。”这些都是些客套话。
问题的重点，是关于苦、乐的主体问题——
1、若乐他作耶？
2、苦乐自他作耶？
3、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耶？
这些问题苦按照外道的思路去回答，便会十分棘手，因为这些问题根本就无法回答，说不清楚。因此尊者浮弥回答是“无记”，并说这是“世尊说言”，自己并非杜撰。
关于“无记”的话题，在这里不妨多啰嗦几句。我们常常看到有“十四无记”之说，主要分为四类，即
1、世间在时间上是：a.无限的；b.有限的；c.亦无限亦有限；d非有限非无限。
2、世界在空间上是：a.无限的；b.有限的；c.亦无限亦有限；d非有限非无限。
3、如来(即觉悟者、佛)死后：a.继续存在；b.不存在；c.亦存在亦不存在；d.非存在非不存在。
4、命(灵魂)与身(肉体)是：a.同一；b.别异。
这就便是十四无记的主要内容，其中的选项挑选任何一个，都是错误的。而关于苦、乐是自作、他作、非自非他无因作的问题，似乎并不在十四无记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可以确定它属于无记的范畴，此外诸如有常无常、有我无我等话题，都无法用明确的语言进行回答，只能“无记”，即《金刚经》上面反复强调的“不可说”。
外道听到尊者浮弥老是回答“无记”，很不满意，于是继问道：“今沙门瞿昙说苦乐云何生？”(苦乐到底是怎么生起的？)
浮弥尊者回答道：“世尊说苦、乐从缘起生。”
诸外道对于浮弥尊者的回答，更加地不欢喜，于是从座而起，“呵责而去”。
不久浮弥尊者向尊者舍利弗请教，询问方才的回答究竟合不合法，有没有谤毁世尊。舍利弗给予肯定而明确的回答：“汝之所说，实如佛说，不谤如来，如说说、如法说、法行法说。”后来尊者阿难听到了这番话，心里也没底，便当面乞佛明示，佛陀当面予以印可，说“缘起而生苦乐”这句话的确是世尊亲口宣说。
总结：本经主要回答两个问题：
1、苦、乐是自作、他作、非自非他无因作？答案是“无记”，不可记说。
2、苦、乐云何而生？答案是“从缘起(因缘)而生”。
从此二问不由想起“有业报而无作者”这句经文。业报客观存在，是从俗谛说；所谓“无作者”，亦即因缘所成法，无固定对象、地点与时间。所谓“空”者，须依假名而立；离去假名，亦无所谓空与不空。所谓“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依空假中立一乘行”，便是此理。当然，从有学位的修习次第(尤其是参禅)上讲，对于苦、乐的观想，还是很有必要，因为，我们毕竟不能一步到位。(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