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对动物的同情心──叶圣陶的儿童故事给目前动物保护的启示
曾经在书店里观察到这样的亲子互动。有个男孩约莫就读小学高年级，拿起一本书随手翻阅，他爸爸在旁边也拿起同一本书看了看，就把小孩拉走：「这本书不好，内容『太负面』了，我们去看别的吧。」我颇好奇这本书是什么内容，翻看以后发现其实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是在行文里夹杂了一些作者对世界现状与社会现象的忧心与批评。
如果成人必须帮忙衡量拿捏儿童的生活世界，该维持多少比例的「梦幻」与「现实」，才适合其身心健全的成长，那么动物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牠们怎么在幻想与真实的光谱之间移动变化──从色彩炫丽的卡通与玩具型态中逐步变化，而现出其血肉之躯，并且在这厚重现实上又重新被抽象化、简单化呢?
以动物保护的推动角度而言，由于参与者多半肯定这样的想法：动物在人类社会中处境悲惨，而大多数人并不直接看到动物的处境，所以并不了解也不能体会人类施加在动物身上的残酷。因而，对社会大众传递种种不堪的「实况」，是动物保护运动的重要工作之一。不过，在某些成人看来，这样的讯息与画面似乎也「太负面」，不宜让儿童接触;儿童是不是只需从动物身上获得欢乐与满足即可，同情动物是多余、不必要的负担，甚至可能阻碍将来在社会现实中的竞争力呢?
◆〈眼泪〉的故事
大约九十年前，有一篇写给儿童的故事〈眼泪〉[1] ，内容是说，有个人不眠不休地到处寻找某种特殊的东西--「同情的眼泪」--因为他发现这世间的人都丢失了这件东西，所以决意要帮人们找回这件「宝贵的礼物」。
在他寻找眼泪的旅程中，遇到了一个「快活人」。「快活人」是从不流泪的，每天笑嘻嘻;他总是「向快活的地方，做快活的事情」，直觉地避开各种愁苦景象，或者就算看到了也只是视而不见，并没有真正的看见。因而，当寻找眼泪的人向「快活人」提起「同情的眼泪」时，他感到很奇怪：「我向来没有听见过这奇怪的名词，什么『同情的眼泪』。我也想像不出那种眼泪是什么人流的，和为了什么而流的。」寻泪人便向他解释，但「快活人」听了之后，不敢相信世上会有这种为了他人的不幸而流下的眼泪，而这对自己又没有半点可增加快活的好处：「人是聪明的，高出万物的，何致痴愚到这个地步呢?」
原来在这些遗失了「要紧的东西」的芸芸众生当中，「快活人」正是典型呢!寻泪人为他嘆息，邀请他同路找寻，但「快活人」不高兴地拒绝了邀请，因为他否认自己有丢失了什么东西。
寻泪人后来又继续前往许多地方寻找。他在大街小巷中看到一些悲哀的景象，他每每以为周遭总该有谁的眼眶中含有「同情的眼泪」了，但仍然寻觅不着。直到他在乡间看到一个妇人正在杀鸡时，一个小孩为这一笼无法抵抗命运的鸡，单纯地感到不忍心。然而一个小孩能为待宰的鸡所做的很有限，他只能流着眼泪，拉住妇人的右手，试图阻止宰杀。在大人的眼中，宰鸡只不过是寻常小事，所以小孩的举动看来或许还特别天真可爱;但相对地，小孩看见其他有血有肉的生灵正在受苦而同感难受，这在他的心灵世界中并非无足轻重。
寻泪人终于发现那苦寻不得的「同情的眼泪」，他立刻捧手接住孩子的泪珠，然后预备遍游各处，把眼泪还给那些心灵已经不再单纯敏感、失去了天生同情能力的人们。
而故事的最后一句是「读者诸位那里，大概快就要到了，诸位预备受领他的礼物罢。」原来这故事本身的寓意，可以看成寻泪人所说的「宝贵的礼物」;寻泪人便是故事作者叶圣陶的化身，他正以儿童故事之文字，传递同理心对改变社会之重要，欲唤起世人单纯直接地感受到其他生命所正在感受的悲苦之能力。而叶圣陶相信小读者们本就「富有感情」，所以这类故事可获得孩子的「共鸣」。
◆ 简介叶圣陶与其儿童故事的创作--灰色的美学、伦理与社会责任
叶圣陶(1894-1988)生于晚清动盪不安的时代，孩童时期曾接受传统私塾教育。青年时期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参与新文学之提倡，对现代文学创作有重要的开创性作用。由于长期身为教育工作者，尤其曾任小学教师，在叶圣陶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中，儿童故事作品受到相当的注意与讨论。由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11月所出版的《稻草人》故事集，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与原创性贡献上，深受时人如鲁迅与茅盾之推崇。
然而，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叶圣陶的作品风格不是儿童文学目前的主流;尤其他最知名、最受评论者推崇的单篇故事〈稻草人〉，瀰漫一股浓郁的阴郁与哀愁，甚至还有自杀的情节。这灰色的基调来自1920到30年代前期，中国受殖民强权压迫与威胁，国势积弱不振，生活在底层的广大民众过着贫困交加、或者被奴役压迫的生活。知识份子疾唿改革，引进各种新思潮，以抵抗他们所不同意的社会现况。当知识份子认知到，孩童是未来的希望，传统弊病不能一再因袭，儿童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成为社会改革问题的一环，吸引许多知识分子投入参与或讨论。
◆ 故事里的动物与人：反映不幸的现实
叶圣陶的儿童故事里，有许多情节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公与弱势的不幸，即便在民生困顿的时代里，叶圣陶也没有遗漏了动物的受苦，而是把它与人的悲惨遭遇并列。或许有人倾向把这种笔法解读为：假借动物的苦难，以比喻底层人民的苦难，然而事实上，叶圣陶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基于动物的实际处境而有所发想的。
在〈稻草人〉里，稻草人在乡野间目睹了种种哀伤的情景：守寡丧子的老农妇辛勤耕作却没有收穫、贫困的渔妇为了生计烦恼劳苦、生病的孩子没有好好被照料、被渔妇捕获的鲫鱼拼命想跳跃出木桶却失败、即将被丈夫卖掉的弱女子投入河中自尽。稻草人一方面为众生的遭遇感到同情，一方面恨自己无能为力实际分担他人的苦难，因为它只是个稻草人，没有行动能力，也没有人听得到它的内心吶喊。稻草人跟〈眼泪〉里的小孩一样，他们能力有限，无法改变事实或扭转不幸。
〈跛乞丐〉讲述一个饱受镇上居民轻视的老人，过去曾是受人欢迎的勤劳邮差，以自己的职业为傲，珍惜送信这个传递人与人之间讯息与心意的工作。后来他遇到一只被猎人射伤的兔子，垂死之际希望邮差带信给牠山林中的同伴，预先通知明天猎人将去牠们聚集的地方打猎。邮差听了兔子的话，「心中很觉不忍，眼眶里滴下泪来」，连忙跋山涉水到树林里传信。正当小兽们读完了信纷纷逃窜之时，邮差听到射击的声音，猎人的子弹射进他的腿。他变成瘸子，没有资格再当邮差，于是沦落为乞丐。虽然大人瞧不起跛乞丐，但孩子们却喜欢他，因为他的故事获得孩子的共鸣。相对于〈眼泪〉中同情动物但懵懂无助的孩童，以及〈稻草人〉中目睹各种悲苦，想要代替他们受难却身不由己的主角，〈跛乞丐〉则呈现另一种结局发展：邮差为了改变现况而付诸行动，承担了其他弱小原本要身受的苦果，最后却见弃于世人。
(瞎子与聋子)描述两个从小就分别失去视觉与听觉的人，很渴望能获得自己不曾有过的视听体验，他们在神奇力量的帮助之下达成愿望，对调了彼此的视听能力，于是瞎子变成了「新聋子」，可以看见之前未曾见过的光景，而聋子成了「新瞎子」，开始听得到世界的声音。但是他们的新感官却并没有为两人带来新鲜有趣的遭遇，而是在打开耳目后，深刻地感受到底层人们遭到的不公平对待。故事的最后高潮停留在他们俩遇上杀猪的场面：「新聋子」被前所未见的血腥吓到了，看见屠夫的刀进出猪的身体，他也感同身受「周身起一种轻微而难受的痛，像许多刀尖在那里刺触」，不想再承受这种苦痛，他「两手掩没眼睛，大喊道：『我不要看了!我不要看了!』」「新瞎子」听到猪的尖锐惨叫「使他的心如受了狠毒的冷箭的刺伤」，从惊心的哀号到最后微弱的唿叫，杀猪的声音折磨他，使他要放弃这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听觉能力。
◆ 「看见阴暗面」的力量：从动物保护的角度思考故事的启发
十九世纪的英美文化里，动物与教化孩童息息相关。李鑑慧梳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中以儿童为目标读者的出版品，说明其为了达到社会规训、宗教教育、和道德教化之目标，作家常常选取动物作为故事主角来吸引孩童，「动物世界有如人類社会之镜，映照着维多利亚社会的道德观」[2]。 此外，Grier Katherine在研究中指出，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虽然相信儿童生来都是纯真善良的，但也因此容易受到后天因素影响，产生不良的言行举止。为了培养儿童的社会化与良好品行，「饲养宠物」扮演了重要的「家庭内部规训功能」;在1820到1870年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亦广泛接受此观念，以成人的角度划定了儿童与宠物/动物之间的理想关系[3] (这也就是为什么电影呈现的当代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典型图像中，都少不了一只狗)。
不过，从中文世界的现代儿童文学发展之中，我们从叶圣陶具有开创性的作品里，读到另外一种看待儿童、动物、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在充满悲苦的社会现状里，动物也是弱势的一环，然而，动物的受苦往往只有纯真却同样无助的孩童能够察觉与感受。从动物保护运动的角度，我们可以读出(瞎子与聋子)透露的道理是：一旦我们打开了耳目，一旦对生命有更深的体会，就已经无法再逃回过去那种对世界一知半解的蒙昧状态，也就是〈眼泪〉里的「快活人」所过的那种日子。叶圣陶鼓励孩童发展同情心，转换身分位置以理解不同生命遭遇的苦难，因为这便是推动社会逐步改变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