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医抄》的人体解剖图(资料图)
日本是世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迄今为止，已经有四名学者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就包括今年十月刚刚摘得桂冠的大隅良典。但在西方医学普及之前，日本曾长时间以汉医为主。而在日本的中世社会(11-16世纪)中，佛教僧侣曾与治病救人的工作密不可分，这是怎么回事呢?
镰仓时代的僧侣医学
事实上，在源自印度的佛教五大基本学科“五明”之中，就有一门是医方明。因此可以说医疗确实是佛教修行的一部分。早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初，僧侣就和医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578年陷入重病的用明天皇，就曾请“丰国法师”入朝治病。而奈良时代(710-794)的圣武天皇病重时，曾有“看病禅师”一百二十六人随侍，其中还有从唐朝东渡而来的名僧鉴真。
到了镰仓时代(1185-1333)，僧侣仍旧活跃在医疗救济的各种场合之中。镰仓著名的真言律宗寺院极乐寺，其创建者忍性因长期从事贫民救济而闻名。根据现存的《极乐寺绘图》，我们可以看到极乐寺中建有施药院、悲田院、福田院、药汤室等医疗设施。由忍性建立的桑谷病屋，位于今天镰仓大佛附近，史料记载说二十年间这里治愈患者四万六千余人。镰仓末期的极乐寺僧人性全，更是将他的医疗经验与当时的宋代医疗技术相结合，创作了医书《顿医抄》五十卷。
极乐寺绘图(资料图)
《顿医抄》中根据宋代医图所绘的人体图，是亚洲现存资料中发现的最早的人体解剖图。今天的学者认为《顿医抄》可以代表当时日本最高的医学水准。但是有趣的是，《顿医抄》在论述人的病因时，却有这样的解释——“次第不调”“饮食不通”“坐禅不调”“业病”“魔病”“鬼病”。这个表述来自中国天台宗的名著《摩诃止观》。《摩诃止观》的说法是“四大不顺”“饮食不节”，而后四者的论述则一模一样。“饮食不节”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四大不顺”也可以理解为生理上的疾病，但“坐禅不调”“鬼病”“魔病”“业病”就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了。
历史学者田中文英分析说，当时的人们根据这六种病因“对症下药”，主因若只是生理的问题就使用药物治疗，若涉及鬼神、魔、罪业等原因，就以忏悔祈祷为主要治疗方式。
譬如麻风病，性全说这是由于前世的罪业，或是佛神的冥罚而来，又或是因为食物或四大不调。若要治愈，唯有勤修善根、忏悔罪障一条路。尤其对于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当时人普遍地将其视为“业病”。前面提到的忍性的师父睿尊在1269年的一篇文殊菩萨像供养愿文中说：“或有盲聋报之者，或有婴疥癞病之者，谓彼前业，即诽谤大乘之罪。”意思是盲人、聋人以及麻风病等皮肤病患者，之所以有病患，是因为前世犯了“诽谤大乘”的罪过。
此外，佛教说话文学中，也有众多现世受报而得麻风病的例子。在中世社会中，这些病患被视作遭受神佛报应的人，因此备受歧视。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些疾病非依赖佛教的僧侣不可，医生反倒是看不好的。
忍性像(资料图)
密教僧：消灾除病的专家
尽管佛教的各宗各派对于自己的祈祷治病都很有自信，但却有一个宗派自称对消灾除病特别擅长，这就是密教。我们知道，在日本前近代社会中，密法作为对付“看不见的敌人”的有力武器，时常在战争场合中被使用。事实上，有很多种密法与驱除病魔、强身健体有关。在《觉禅抄》《阿娑缚抄》这类密教编纂集中，有大量的密法与消灾、除病、延命有关。当时的天皇、将军身边甚至有“护持僧”，护持天皇、将军们的身体健康就是他们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学者汤之上隆说，伴随着平安时代承平、天庆(931-947)之乱所带来的社会不安，密教祈祷也越发盛行起来。此时，护持僧得以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从延历寺、东寺、园城寺僧侣中挑选，成为护卫天皇的专职祈祷人员。护持僧的日常工作，除了在宫中清凉殿和自己住处的修密法之外，还在天皇的重要公务和自然灾害来临之时修法，保障“圣体安稳”。护持僧所修的密法中最主要的一种“三坛御修法”，由如意轮法、普贤延命法、不动法构成。三者都有消灾功能，不动法兼带延寿功能，而普贤延命法更被视为使人病愈、延长寿命的大法。
在天皇病重之时，我们看到在病榻前最为忙碌的或许不是医生，而是以护持僧为首的密教僧侣们。而一些僧侣持戒精进，又屡有灵验，被称为“验者”，堪称“祈祷专家”，很受贵族们的欢迎。
后白河法皇(资料图)
1191年以后，后白河法皇的健康每况愈下。这年年底，因为法皇已经不能进食，且全身浮肿、痢疾不止，重臣们像专家会诊一样，讨论着应当修何种密法。历来被视为延命大法的七佛药师法，因为前几次治疗效果不佳，遭到了否决，于是，重臣们又争论起来，究竟是该修佛眼法还是如意宝珠法，而在一次用药之后，法皇的病情不减反增，这使得一些人将病因往“怨灵”“邪气”方面联想。此后，京都各大寺僧侣们又奉命为后白河法皇修了孔雀经法和五坛法。
此外，又有各种佛事、造像、针灸、药物治疗多管齐下。尽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然而后白河法皇的病情却也一点儿也不见好。1192年三月十三日，后白河法皇最终在六条殿的住所撒手人寰。
为天皇的疾病修密法，是当时的惯例。而国内发生疫情时，僧侣们也需要出来冲锋陷阵。据《门叶记》记载，1282年5月，民间发生疫情，于是，朝廷将京都各大寺院的寺主召集起来，向他们咨询救疾对策。而医官负责向他们介绍了各种疫病的状况，再由僧侣们各自提出了针对病患所应修的密法。经朝廷多次审议后，最终决定修炽盛光法七日。由此可见，僧侣们所修的密法，被当时的国家视为行之有效的除疫手段。
“出家”是一种医疗手段
1168年，正处在权力巅峰期的平清盛(平氏政权首脑)突然病倒。而后，危笃之中的平清盛出家为僧。最终从疾病中恢复过来，并继续活跃在政坛之上，直到十三年后平氏政权陷入危机之时。根据《兵范记》《平家物语》等文献记载，平清盛出家的原因是“除病、延寿”或“存命”——落发为僧，被平清盛视为危急关头的救命良药。
在病危时选择出家的人当然不止他一个。早在1019年，站在权力顶点的政治家藤原道长曾一度病危，他甚至已经对生死有所觉悟，而后落发为僧。没想到，藤原道长真的痊愈了，再度重返政治中枢。
《荣华物语》有记载说，藤原道长出家是为了求现世寿命延长、后世往生极乐。其实，无论是藤原道长还是平清盛，其出家之后并未进入寺院生活，也未舍弃其政治地位，这种出家被佛教史学者平雅行称为“在俗出家”，在日本的中世社会中十分普遍。
藤原道长(资料图)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抱着“何病不平愈”的想法出家的后三条天皇，又如“为存命”而出家的镰仓幕府重臣大江广元。最有趣的是镰仓时代的鹰司院(近卫长子，是后堀河天皇的中宫，相当于皇后)，1246年她出家为尼。但事实上，鹰司院此时并未身患任何疾病，之所以会出家，只是因为一位僧侣梦见鹰司院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场重病，为了“预防”生病她就出了家。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出家”不仅可以治病，还有预防的功能。这真是现今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事。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中世时期的医疗是咒术与医学共存的。二者之间存在分工的差异，同时在很多场合中，又一起作为医疗手段来使用。独具特色的日本佛教医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