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西宁8月30日电(罗云鹏)“藏传佛教僧人在严酷的战争面前，清醒地认识到唇亡齿寒，只有与各民族人民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才能拯救祖国，最终拯救自己。”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曾在《论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一文中这样写道。
据《蒙藏旬刊》1931年第1期所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三世***喇嘛驻京总代表、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原为西藏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僧人)及九世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仁波切、贡嘎仁波切、松朋仁波切等藏传佛教界高僧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
“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对组织和号召藏族同胞进行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激起他们真挚的爱国热情和誓死抗战的决心。”喜绕尼玛说。
在牙含章先生所著《***喇嘛传》中曾描述，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愤怒之余，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
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喇嘛在拉萨圆寂。西藏地方摄政热振仁波切依照他的遗愿继续带领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
1932年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沿途除向僧俗群众宣传抗日救国、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外，还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1937年10月28日，九世班禅捐赠医药费3万元(银元，下同)，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同年11月8日，再次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捐款2000元。
四川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周锡银所著《为西藏和平解放而献身的格达活佛》中所述，1936年3月，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甘孜地区作短暂停留时，五世格达仁波切便与红军结缘，开始竭力支援红军，征集大量粮秣、皮毛等补充红军吃穿，并将当地辣椒、青稞酒等拿来为红军御寒，并为红军作向导、作翻译……还动员一大批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在圆寂前几天，九世班禅即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希望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巩固后方，以完成抗日救国之大业。
1937年10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为团结各族僧侣，专程到善财洞(寺)拜见主持五台山藏传佛教事务的扎萨克大喇嘛罗桑巴桑，自此罗桑巴桑主动接近抗日干部，积极发动藏传佛教同乡进行抗日斗争，团结藏传佛教僧人抗日，并受到抗日政府的表彰。
抗战期间，中国内地藏传佛教僧人也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抗日行动。1938年，五台山分别举行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庆贺平型关、忻口战役胜利大会；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百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称之为“僧人连”。
1939年5月，青海籍著名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大师赴各大寺庙视察，号召僧俗民众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撰写了《白法螺的声音》等宣传抗日的文章，在此期间，藏族民众捐献羊皮袄达10万件之多。
“藏传佛教僧人的义举，对于鼓舞人民抗日斗志，推动抗战高潮进一步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协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喜饶尼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