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般是泛指文明对话。“海上丝绸之路”则通过海道来实现文明对话。宁波在汉代墓葬中出土了玛瑙、琉璃瑱等外来的舶来品，证明了在东汉晚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唐代随着明州港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交往，不仅有文献之记载，而且目前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南亚诸国以及非洲埃及古都都有往来的实物，在古埃及福斯塔达古遗址中出土的唐、宋时期越窑生产的玉璧底青瓷碗、盘等制品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实物例证。
唐代明州（宁波）港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港口，不但接纳来自阿拉伯（波斯）、东南亚商旅外，而且是东北亚的高丽、东亚日本商旅、学问僧入唐的主要口岸。唐代来华求法，学习天台宗、禅宗的日本、新罗僧人以明州阿育王寺、天童寺和天台山国清寺为基地，兴起了学习汉文化的热潮。日本的天台宗、禅宗曹洞派尊天台山国清寺、阿育王寺和天童寺为祖庙。唐日本最澄大和尚学习天台山天台宗，归日后创日本天台宗，明州成了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口岸之一。
两宋时期，明州是汉文化输出的主要港口。东亚、东北亚以及东南亚，大批的学问僧来华求法，商旅以明州港为中心，开展了全方位通商贸易与文化交往活动。
第一，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朝廷建都临安，与各国交往频繁。北宋朝廷在广州、杭州、明州建立三个市舶司，南宋增加了泉州市舶司。因市舶使、司的建立，使这几个设有市舶司的港口与各国商贸活动文化交流更为活跃(详见《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明州港地处长江三角洲，由于它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与其他港口相比，明州通过千里水道的浙东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贯通，从明州入口可直达朝廷的政治中心。而且这条千里水道方便、安全、供应有保障。因此各国使节、商旅、学问僧都喜欢从明州入宋，明州成了两宋时期主要的一处对外开放港埠。
第三，明州港本身文化底蕴丰厚，吸引着东亚、东北亚的学习汉文化的各界人士。明州仅在市内，从唐代开始建有寺庙十余座，这些寺庙都有高僧主持，传授中国佛教文化。来自东南亚、波斯的伊斯兰教城内就有他们的祖庙。宁波著名的天童寺、阿育王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庙，日本佛教、新罗佛教都是从这里传播发扬光大。从这个角度看，宁波是一处佛教文化丰厚的宝地。宋日本著名的道元禅师、荣西禅师就是从明州天童寺、阿育王寺修行毕业的高僧，在日被尊为一代宗师，佛教禅宗曹洞派的创始人。
元代，明州称庆元，当时庆元港比宋代还要开放，在东亚几乎包办了日本、高丽的一切交往，当也包括两地的海外贸易。日本“入元僧名传至今的，实达二百二十余人之多”，来往于日本博多津与庆元港之际。元代统治中国90年间，曾发动三次海上远征活动，其中二次与庆元港有关。公元1282年，第二次跨海东征日本，一路发战船900余艘，从朝鲜半岛出发，一路发船3500余艘，由庆元港出发会攻日本，因遇台风，舟返庆元。另一次公元1292年9月，征爪哇，发兵2万，战船千艘，会庆元，登舟渡海，表明了庆元港在海上交通中所占的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元代庆元港具有相当的综合实力。
在元代，从温州市舶司到上海市舶司的多个市舶司均并于庆元市舶司，不仅管辖的范围扩大，而且权力也集中于庆元，庆元港一度成为元代的一个世界性主要港埠。
明代由于实行了“海禁”繁荣兴盛的国际交往与通商贸易，霎时变得冷冷清清，宁波港从此一蹶不振……。这就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简要的历程。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对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佛教文化广泛传播影响深远。唐宋时期明州的佛教文化十分兴盛，因此吸引着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僧人来学习佛教文化的主要口岸。典型的是唐代日本学问僧受命来浙江学习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大和尚就是一个典型。来明州入境去天台山学禅归去，后又来明州学禅后归国创日本天台宗教义；新罗义天、义通入明州学禅（天童寺、阿育王寺）归国创天台宗（当时天童、阿育王寺也属天台宗，后来主持换了成为禅宗）。这些名僧回国成为传播中国佛教的一代主持。中国佛教文化原由印度传入，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人多年的交融，成为中国式佛教，为东北亚朝鲜半岛、东亚日本列岛人民学习与传播，为中国汉文化输出的主要一支文化。目前日本列岛的佛教寺庙，建筑的布局，形制很多与中国相似；在寺庙中的布置，中国式的烙印气氛还相当的浓厚，为后世传佛继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全方位学习汉文化推进文化繁荣。这里指的除佛教外，还有许多新罗、日本、东南亚僧人、商旅，有使命有目的地来明州直接学习、移植汉文化。包括经学；建筑文化、雕塑艺术（佛像），宗教礼仪，法器输出等。在唐宋时期，可以说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是相当的频繁，而且内容不仅是与佛教文化相关的学科，而是全方位的进行吸收移植，对整个东亚区域的文化繁荣、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也可以说中华文化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影响十分深远。
第三，科学技术的输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宁波是科学技术输出的主要窗口，学习科学技术是深层次的，它与一般文化交流不但层面上不同，而且在内涵上也是不一样的。日本人民从唐代开始就学习中国制瓷技术，由于只从外表造型学习，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将越地烧制青瓷的技术学到手，日本人明代入江西景德镇学技艺，在这时日本才真正将中国制瓷技术学到手。因此日本到明代才能烧制成功瓷器。所谓深层次指科学技术层面上。典型的例子，如新罗到高丽时代，半岛人民热衷于学习浙江的越窑制瓷技术，这一技术是深层次交流，不是讲讲就能吸收，通过不断的实践学习、移植、包括人才的引进、技术的引进。在五代到北宋时期，终于创烧了新罗青瓷。他们从进口越瓷到移植仿造越器，再经过创新才烧制成功新罗青瓷，是科学技术输出的一个典型。
【作者简介】林士民：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
《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青瓷与越窑》、《三江变迁——宁波城市发展史话》、《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沈建国合著）、《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中国越窑瓷》上下二册（林浩合著）、《宁波造船史》等，享受宁波市市级劳模待遇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