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说，摄影的本质是发现与记录，而自拍是对镜自怜

2018 年 3 月 23 日晚，北京的一场活动上， 68 岁的阮义忠向在座的年轻听众介绍了他这辈子认为最难拍的一张照片。

1986 年，在台湾屏东县牡丹乡旭海，有几户人家被圈在全台最神秘的军事基地里，等待搬迁。虽然手上有“警备总部”的批准公文，但阮义忠仍然被挡在外。就在必须交出所有装备方可放行的点收空当，在地平线发生了他誓必要冒险抢拍的画面：一排村民在比赛，看谁的筋斗能翻最多次。

“在按快门的那一瞬间，我心中发出了一个祈祷，‘老天啊，请帮忙！’”阮义忠在现场回忆。

画家陈丹青后来看到这张照片，“顶认真”地问阮义忠：“这张照片是上帝替你按的快门吧？”阮义忠很认同这个说法，甚至觉得自己拍到的所有好照片，包括镜头前一切人、事、物给他的启发，都是老天给他的礼物。“一个再了不起的摄影家只不过是一个很会接礼物的人而已。任何一个千载难逢的镜头，全神贯注、全力以赴，这一瞬间就是这辈子的唯一。因为你不可能再碰到了，所以随时做好准备。我是这样的一个摄影家，随时做好准备接礼物的一个人。”他说。

《人与土地》, 屏东县牡丹乡旭海，1986，摄影：阮义忠

1950 年出生于台湾宜兰的阮义忠是华人世界著名的摄影家之一。他的作品以人文纪实为主要风格，曾在法国、美国、墨西哥、瑞典等地举办个展，作品被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其中，他最为出色的作品是记录 20 世纪台湾的乡村社会，著有摄影集《人与土地》《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等。“我在拍照时，最想留住的正是人性的美好：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他在书中写道。

英国摄影家布莱恩·坎贝尔（Bryn Campbell）曾评价：“他的照片本身或许不自负，不过却绝对不欠缺仪态与个性。因为它们并不汲汲于追求新奇，或者倚赖风格上的效果，而是简单而且直接的沟通，它们有一种永不妥协的尊严和正直。”法国摄影家尚·杜杰德（Jean Dieuzaide）则称：“在摄影世界里，我从来也没遇到过这样热切渴望于展现影像一切深度与力量的人。”

阮义忠的摄影生涯始于 1972 年。当时， 22 岁的他从军队退伍后，来到了《汉声》杂志，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摄影师。没有任何基础的他，拿着相机就走上了台湾的街头。“我拍照的第一个老师，是我镜头前面的对象，而不是任何其他。”阮义忠回忆道。

1975 年，他离开《汉声》，去了《家庭》月刊。当时，这本妇女杂志要求阮义忠每个月介绍一个值得去旅游的地方，但因为那时台湾没有任何一本旅游指南，阮义忠只能凭着台湾客车运价价目表上简陋的路线图发现旅行地点。他选择的标准也很简单，哪些地名比较漂亮，他就先去。就这样，他去了很多台湾乡村，也拍摄了很多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比如《人与土地》的所有照片都曾在上面发表过。台湾作家陈映真还说他“生动地记录台湾社会向着高成长狂奔过程背后的真实”。

到了 1980 年代，阮义忠撰写了《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两本著作，被看作是将西方摄影潮流引进华人世界的传道者。 1990 年，他和妻子袁瑶瑶创办摄影家出版社，并在 2 年后与袁瑶瑶创办中英双语版杂志《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这份杂志不仅向华人世界介绍了世界各国优秀的摄影家及作品，还把那时没有名气的许多中国当代摄影家推向了国际舞台，比如吕楠、刘铮、方大曾、陆元敏、肖全、韩磊、刘铮、荣荣、邱志杰、王劲松等。而且，阮义忠还说动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爱德华·布巴（Edouard Boubat）等摄影大师为该杂志免费供稿，办得有声有色。

他也由此得来陈丹青一个流传甚广的评价：“中国大陆关注‘世界摄影’，或我称之为‘严肃摄影’的人士，若其年龄正在四十岁上下，那么，阮义忠的名字想必在他们心中无可替代——他是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我甚至听说，好几位大陆摄影家把‘摄影教父’这样的尊称给予阮义忠。”

当时，阮义忠计划把《摄影家》起码出到 100 期，但这份杂志出到 62 期就被迫停刊。原因则是 1999 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之后，阮义忠与妻子加入了佛教慈济基金会担任义工。义工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所以才不得不将杂志停刊。也因为担任义工，阮义忠和妻子感受到了慈济基金会里证严法师的“慈悲跟智慧”，后皈依佛教。

2016 年，阮义忠成立了“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希望鼓励富于人文精神的纪实摄影，“期望对目前摄影表现失衡的状况稍作平衡“。“目前流行的摄影表现严重偏向观念性，人文精神逐渐稀薄，令人忧心。……仅在意表达个人的巧思、观念，轻忽对象的意义，易使影像沦为手段而非创作目的。”他在奖项的成立宗旨中写道。

2018 年 1 月，快 70 岁的他又迎来自己的一件大事——“阮义忠台湾故事馆”在家乡宜兰开馆。这个馆将会用阮义忠之前拍下的照片讲述台湾过去的故事。他觉得，这些照片都是台湾的民间影像史册，自己还会在 2020 年出版 10 本有关台湾的摄影全集，捐赠给公共图书馆和美术馆。

2 月，阮义忠的新书《听闻：咖啡岁月黑胶年代》在大陆出版。通过咖啡和黑胶唱片，他不仅回忆了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历史，也写了台湾社会的变迁。“从小我就喝咖啡的，虽然我是个乡下小孩，但那时候小商店都会卖一种用糖包住咖啡、类似于凤梨酥大小的食品，写着‘巴西咖啡’。哇！巴西，多么遥远。我们那个小乡下，光是这两个字就让我很遐思了，地球另外一个角落的东西，好像喝了咖啡，我精神上也到南半球去了，能够暂时地离开乡下。”阮义忠向《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回忆道。

值得一提的是，阮义忠称自己现在还保持着农业社会的生活节拍，晚九点睡，凌晨三点起。每天下午三点半到五点半，他会喝自己烘的咖啡，听自己淘来的黑胶。然后跑到暗房，将过去拍的底片“好好放大”。

采访时，满头白发的阮义忠显得很有活力，开朗健谈，并时而发出大笑。这也像他在本文开头那场活动向听众做的自我介绍一样：“我是一个拍照拍了 40 多年，认为自己永远年轻的老头。不管我几岁，我永远有 16 、 17 岁的心。”

Q=Qdaily

R=阮义忠

我有时候看到一个画面，第一个响起来的是旋律

Q：我看你在书中提到，自己已经收藏了一万多张黑胶唱片。这一万多张唱片中，有哪些你认为比较珍贵或者比较喜欢的？

R：没有，说实在，有一些是太便宜才买的。我们那边有一个专门卖二手物件的店，叫“寻宝屋”。有一度，它进口的黑胶唱片便宜到几乎不必挑，整箱整箱搬。只要我搬得动，有地方摆就好了，所以我买了一大堆，现在还不知道买到什么。

Q：按箱买的？

R：对。因为它东西保存得还不错，国外气候比较干燥，所以有一度我是买了一些不必买的。那为什么会买那么多呢？就是一个心愿——比起这些东西丢在那边没人要，不如我还有地方摆，我也算是保存音乐遗产了，有点这种心态。

真要听的话，当然有专门的项目。比如说，古典音乐当然是我的最爱。那古典音乐的巴洛克时期，又是我听不腻的。我真正一直在听的音乐，它有一个年代，就是“和谐”，什么东西都刚刚好，不会太庞大。音乐有时候编制太大了，交响乐说实在我就很少听。那个好像要很专注，要正襟危坐地去听，才不会漏掉细节。因为本来就想放松，结果听音乐要那么正经八百，所以那个就不可能常听。像简单编制的室内乐，或是独奏，或是奏鸣曲，那就常听了。两个乐器啊，钢琴配小提琴。那些稍微小品的曲目，接近古典主义的，我比较听不腻。所谓的最爱大概就是那些。

Q：你觉得咖啡和音乐对你的摄影创作有影响吗？

R：说实在，音乐影响比较大。咖啡，我硬要说它有影响的话，就是在自欺欺人。

阮义忠的唱片架，来自：微博@攝影人阮義忠

Q：音乐有影响怎么讲？

R：哇，我有时候看到一个画面，第一个响起来的是旋律。视觉和听觉加在一起的力量是很强的。单看一个东西、颜色、形状、线条或者是光影，它会突然间把你忘掉、或者是很久没有听的一段音乐在脑际响起。这就表示说，音乐一直在影响我，影响我的心。如果没有音乐，我看东西不会那么细腻、投入。

曾经有一个福建电视台的记者，他问了一个从来没有人问过的问题。他说，“我常常在你的画面中看到音乐”。我说，哇塞，真厉害啊！我拍照的时候的的确确就是那种心情。我在看东西的时候是看到了旋律。你说怎么看到旋律？旋律是听到的。可是我看到那个形状，它就有一个旋律。这个旋律感会跟我的听觉结合在一块。

所以，我的照片很注重线条，很注重旋律。这个人的高低位置、前后，那种比例、和谐关系。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和谐，你看了我的照片，会很愉悦地进入我要捕捉的，我所关注的重点。我那个重点是什么？就是那个东西因为我的捕捉，它那个意义凸显出来了，以至于使它的价值变得比原来还好。我想音乐给人最重要就是这样子。它让我们平凡生活的精神状态整个提升了，好像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虽然外面乱糟糟的，但只要有音乐，一切都可以忍受了，或者有不顺，一切都可以舒缓了，有这种治疗作用，或是精神按摩的作用。

Q：因为音乐本身是流动的，那你按下快门的瞬间，会不会是感觉到音乐的一个高点或者低点？有类似这种感觉吗？

R：没有这样子参照啦。不过，的的确确音乐影响我观看事情的心态。

年轻时的阮义忠，来自：微博@攝影人阮義忠

任何一个再了不起的摄影师，都不可能是百分之一百的创作者

Q：2016年，你成立了“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在成立宗旨中，你说：“摄影的本质是发现与记录，也就是向外观看，找到事事物物之间的关系，将其捕捉，把意义传达给更多人知道。”能不能展开讲讲？比如同样是发现和记录，摄影和绘画、文学、新闻等的区别在哪儿？

R：最大区别就是摄影没有对象，就不可能有影像。所以你先有存在，人、事、物它已经存在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你是参与者、见证者。你虽然不是里头的一份子，可是它跟你脱离不了关系，因为你现场看到了。那你看到什么？它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要先确立这个关系，确立了这个关系，才知道怎么去捕捉。所以重要性就在于，任何一个再了不起的摄影师，都不可能是百分之一百的创作者，因为另外一半的功劳就是对象。

因此，这一点摄影（师）自己要有认知，不能说“我是创作者”，没有你也没关系。为什么？他们说，啊，我看到了，变成我的记忆部分，我可以靠回忆把经验反刍，再来创作。没办法。你感动的那一瞬间，有体会的那一瞬间，就是你创作的同步。这一点是其他表现媒介没办法的紧张状态。你变得要非常紧张了。可就是这种紧张让我上瘾（笑）。太有挑战性了，要么就有好照片，要么就不值得拍。它本身很平凡，但你抓到了，它变得非常不平凡，所以（摄影）有点点石成金的效果。通过你的妙手，一切平凡的东西就有了新的意义。

我就是要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记录什么？我认为这个好。我把它肯定下来。因为你把它弄得那么好，那它就真正地能够感动人。你说一个故事，喜怒哀乐也好，就能够触动观者的心，让所有看了你照片的人，就等于回到现场，或者回到他们生活当中，突然间给他一个启发：我怎么没办法在我的生活中发现这么有趣、有意义的事情？这张照片就会改变他一些。那我今后是不是要更用心地去体会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好的出发点。眼界一开，等于窍门也要开，这样你才会理解东西。最重要的，你的心胸也开了。为什么？因为你拍照已经是在发现别人的好啊。你不是视而不见，只是觉得自己最好。

所以，摄影是发现别人的好，自己更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在此。然后，传达给别人（笑）。

迷你小学的升旗典礼 宜兰县南澳乡 1980，摄影：阮义忠

Q：你在宗旨里还提到：“自从计算机及数码相机、手机摄影普及后，摄影的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却也使得人们开始不尊重对象，不珍惜快门机会与缘分。”那你怎么看现在流行的自拍文化？有人认为现在就是个自恋时代，感觉人人都是摄影师。

R：倒不会，我是觉得可惜。因为你以为我自拍，人家会感兴趣吗？因为人人都在自拍，没人对你的自拍感兴趣。坦白说，你以为点击率很高啊，算了吧，自欺欺人。因为自拍就是对镜子在自怜。一个人自怜，人家（觉得），你自怜就好了啊，关我屁事。

可是，它现在变成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手机太方便，人人最亲近、最常面对的就是手机。手机变成一切了，他变成没有（其他）管道和外界取得联系了，所以他也脱离不了手机。所以当我每次看到（有人用）手机自拍的时候，都觉得他怎么那么可怜。我不会去欣赏他，我会替他觉得好可怜，他怎么没办法和别人沟通，甚至也没办法找到跟自己最好的对话。跟手机不是对话，那是下意识，无所适从，不晓得下一步我要做什么、下一句话我要讲什么的人才会做的动作。可是没办法，集体地在茫然，蛮可惜的。

Q：有的还要 p 图。

R：对，我觉得可惜。怎么一个人会那么无法自拔？这不会快乐的，就好像是永远欠缺什么，想要把它填满，填不满的。

Q：但有人觉得转发量、点赞率很高就会很开心。

R：开心又怎么样呢？更空虚，更迷茫（笑）。

当摄影变成当代艺术时，也就没有了深度和温度

Q：你怎么看现在纪实摄影的衰落，观念性、艺术性摄影的盛行？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吗？感觉在你看来，这意味着人文精神的逐渐稀薄。

R：没错，是啊。因为摄影最强的本质就是记录。它记录的细节会比别人准确、清晰，有临场感，甚至会变成证据，有图为证，曾经发生过。可是，自从有数码之后，它可以后制（后期制作）。它可以把两个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一个框框里的东西变成出现在一个框框。人、事、物可以重组，几乎是可以用影像来画画。本来画画是从空白到有，现在呢，摄影变得也可以这样子，无中生有。我在这里拍拍拍，把东西凑到一起，把没有的东西变成事实。

所以，摄影正在改变，它已经不是记录，变成影像创作了。对我来说，这也行吧，就好像童话故事一样。可是，当它变成了一个当代艺术，要向当代艺术靠拢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它已经开始没有温度和深度了。不要说和绘画一样。绘画本来也是表现人性的一些内涵，所以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度。可是现在的绘画，也不管这些了。而摄影又要变成当代艺术追随者的话，马上就变得拍照不像拍照，甚至像抽象画一样。影像也不必要相机了，用银盐来绘画就好了。

所以，摄影的本质就起了极大的变化。大家现在还在用相机创作的话，也变成迎合自己的艺术和观念，而不是想要记录别人存在的事实。那你说他不对吗？不是。它是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方向开始被注意的时候，那这种纪实性，所谓原来有的传统摄影，就变得比较被冷落。无论是在展出机会、出书或者参赛时的获奖机会方面，它们常常都会处于边缘。

我这个人做事，向来不赶流行。现在热门的东西，我会觉得不缺少我一个。我爱做的是什么呢？被低估的、被遗忘的，甚至已经找不到了，即将消失的，只要有你的参与，它就多那么一点点。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我在拍照的时候，拍台湾的乡间画面，是台湾最没有信心的时候。大家觉得本土都是落伍，西方才是现代的。我们要去追求新的，丢掉旧的。你们都不拍，我才特别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有人管它们啊？没有人拍它们啊？我一向干这种事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影响力，也有点资源，那么我应该来做一些稍稍的平衡。我就来创办一个专门鼓励依旧专注在把摄影人文精神这条道路上做创作的人，给他们肯定，所以成立了一个摄影人文奖。

不只是所谓的摄影人文、纪实摄影、黑胶唱片或者咖啡，我甚至觉得说，我是一个对待生活有自己一些心得的人。我有我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不管现在什么时代，我依然过着农业社会的节拍。最好是九点以前就睡着，三点就起床，我经常做到。大家都说，你怎么还在过这种节奏呢？我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抛弃那个最好的习惯，早睡早起的习惯。

在这个千变万化、快速得不得了的时代，如何保持根本不会受到干扰的心境、心态？这是一种修行。你如何掌握这个？你要是抓住、掌握的话，你就不会焦虑，就不会没有存在感。大家都在做什么？我怎么没有做啊！你就不会不确定，明天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可能下一本书就会谈谈自己这样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可能对这个时代有一些参考作用。大家都在求变求变，求新求新，此时此刻应该说，有什么东西不能变、不必变。然后，如何在大家都认为老的东西，我们应该把那些新的意义重新找出来，让未来还能够存在。要不然呢，我们日子就是永远在丢掉东西。我们以为自己一直在追求东西，其实是在失落东西。我们不是说掌握了好的品质，然后带到未来。人应该把传统的好，落实到现在，然后带到未来。这就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Q：刚才你说有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那么在你看来，哪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R：人心不能改变。人性不能改变。道德、原则、态度这些能随便改吗？有些东西是不能改的，改了就惨了。

我的照片是台湾黄金年代最美好的人、事、物的留影

Q：你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拍摄 20 世纪的台湾乡村。今年你在宜兰的“阮义忠台湾故事馆”也开幕了。我比较好奇，相比之前，现在的台湾乡村是什么情况？你有什么感受和想法？比如是不是乡村没多少人了，几乎都来到了城市。

R：没有，现在的乡村都很多人，都是观光景点。因为台湾那么小，为了要发展地方经济，一定要有很多景点被参观，但是在地（地方）的特色稀薄了，这是比较可惜的。以前的原生态没有了，在地的特色也没有了，哪里都差不多，这是最严重的。不管乡村或城市，好像都差不多。你看不到一个属于当地才有的，纯粹的生活状态，连吃也一样。（现在）交通那么迅速，原来很遥远的地方都变得很近。所以，越容易到达的地方，距离感缩短之后，过程就没有了，这个蛮可惜的。

当然，我 1970 年代、 1980 年代拍台湾的时候，台湾也在变。只是说，那时候我特别关注那些感动我的场景、人物、画面，才会偏向那边。也许换个角度，就充满在改变的东西，我看起来不顺眼的东西。那就是说，我认为那些东西就应该被我好好地记录下来，用我的专长，使他们的价值、美好变成象征性。不管外在的一切怎么变，它曾经存在过、感动过我的东西，也会感动别人，变成永恒。我真的希望这些东西，以后也都还在，我只不过是变成一个见证者。

所以，尽管台湾现在变了很多，大家都不大熟悉，甚至有些人不晓得基本的事情，比如吃米的人不知道稻子长什么样。更何况这些已经消失的，农业社会小老百姓的生活情调，现在是体会不出来。可是却活生生地存在于我庞大数量的照片之中，所以我的照片可以组织成一篇一篇台湾的故事。有时候是关于村落的，有时候是关于人物的，有时候是关于行业的，有时候是关于民俗曲艺的……

我觉得我的照片是台湾黄金年代最美好的人、事、物的留影。刚好地方政府又给我这么一个空间，让我春夏秋冬，一连四个展览。我走遍了大部分台湾，已经整理过了（照片）。虽然还没有定稿，可是至少我可以再展览个十年没有问题。现在故事已经在感动很多人。有的人可以从照片里看到他们的祖先，有的人看到他的童年，然后突然间，我的照片变成了每一个城镇的影像志。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哦，我是在用一个人的力量替台湾的影像文化资产做一个总整理。一想到这个，原来被我割爱的，存在底片，没有好好整理的东西，让我有工作可以做了。我现在天天乐在其中，一个人闲在那边，只是听音乐、喝咖啡的话，还是会有空虚感。音乐听完，就啊，啊，不晓得干嘛。那音乐听完了，就像充电一样，我更有力气和精神去把我的底片好好放大，所以这是太快乐的一件事情。

《人与土地》，澎湖县望安乡，1982，摄影：阮义忠

台湾社会的“戒严”与“解严”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Q：因为你拍照的时候是台湾的“戒严”时期，任何海边、桥梁、山上和管制区都不能拍照。但好像这并没有阻拦你，仍然创作出很好的作品，想来很不可思议。你觉得为什么？怎么看“戒严”对创作的影响？

R：没有，好吧，只要他说不能拍的地方，你不要拍就好了（笑）。因为我最关心的地方是乡村，我也不到你站岗的地方。那时候桥梁不能拍，车站都不能拍，公共场所也不能拍，刚好都是我不要拍的。当然，有些地方你会觉得很荒唐，什么都没有，连标语都没有。那时候台湾最著名的标语是什么呢？“此处禁止测量、绘画、摄影”，还有一个很荒唐的，“狩猎”。因为台湾早年，一到山边就有野生动物，原住民都爱狩猎。狩猎就有武器，武器可能就会犯罪。可是我拍照的时候，已经无猎可狩了，还存在那边，特别荒唐。

那好啦，都没有的那些地方，警察说不能拍就是不能拍。我也曾经三更半夜被警察刁难，也曾白天被抓到派出所问话。可是呢，我知道，只要解释就好，只要态度对就好，你要跟他杠上，你就一定要进去。因为那时候警察有权力合法扣留你两天，不用任何理由。那你不要硬来就好了，所以总是有惊无险。还有我总觉得，我有工作在身啊，我那时候不是凭兴趣之所在，到处乱走乱拍。

Q：《家庭》月刊？

R：对啊，我有工作证。我只要解释一下就可以，真的不行，顶多把底片给你。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穿了一件衣服，军人草绿色的外套，就被抓起来了。警察就问他，你为什么可以穿这个军人衣服？实际上，二手店随便买，也有那个颜色。可是那个时候，警察认为自己有权力来（质问）。那个人就因为这件事情变成极端反对党的创始人之一，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就看你怎么反应，有的人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他的一生。

我一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既然要拍照，我就要拍好。现在我要交一篇文章，就把它做好，其他事情都次要。我不会因为其他事情来影响我。所以，我也知道，我跟一些所谓“戒严”时期任何一个觉得不合理的事情，多发表一点意见，对我创作没用。我也不会把它变作我的创作题材。这也不是说我就不关心台湾的现实状况。人各有志，我的志是我在做什么事情，我就要把它做到尽可能的好，不允许任何事情影响我就 OK 。

你要有智慧，你和他硬杠，只会把你这件事情做得更差而已。你自己就会偏了。不要说以前了，现在也是。现在我也不会因为投票结果改变什么事情。我身为国民一份子，投票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投，不会浪费那张票，用自己的判断、选择，投给谁就好了。我不会我不满什么，就用另一种方式。我永远会用一个公民投票来发声就好了。

《失落的优雅》，南投县埔里，1979，摄影：阮义忠

Q：其实去年也是台湾“解严” 30 周年纪念，回看“解严”前后几十年的历史，你有什么最大的感受吗？觉得这段历史对你有什么影响？

R：从来没有影响，因为我是不容易被影响的人，我只会感谢。那个时空，那样的做法，依旧使台湾的经济在腾飞，依旧使台湾的文化蓬勃，很好啊。最后过渡时期不说，还“解严”啦，“解严”也是***。

所以，“解严”和“戒严”对我来说，当然很多朋友对这件事情有一些看法。我记得曾经最有影响力媒体之一的一个记者，从大陆跑到台湾，问我同样的问题，“戒严”与“解严”对你有什么影响？我说没有什么影响。后来他文章不写了（笑），采访还是在我家讲了半天。

Q：对，我就看你之前的采访说，“戒严”对你没有影响，我觉得很难得，所以想当面和你确认一下。

R：我要做到某件事情，不会被任何东西影响。我要做到那样子。

Q：你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说当兵的时候随身带一本诗集，以此抵抗荒诞。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感受？是不是在你看来，在一个威权社会，文学艺术是最好的救赎和抗争？

R：也可以这么说。主要我们那时候当兵，坦白讲，我受不了。我觉得我一天到晚都是服从，没办法表达任何一丝个人态度。你不高兴、不舒服都没办法反映，只有服从命令。如果你碰到一个要整人的班长，军队里的确有些人的人格有点扭曲，我那个时候觉得说，我日子过不了。我那时候新兵要三个月，前两个月我真的受不了。只有一个办法，我如何精神上游离出去？那个就有点荒唐，我是拿枪跑步、冲刺卧倒，然后下一批人，我站在那边只有几分钟，就要再一次卧倒匍匐前进了，我就在那个时候看书了。因为诗很短，几行（笑）。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很荒诞，可是我做出来了。那时候我几乎把台湾所有的诗集都读完了，就是这样。

有对生存环境的珍视，对人间事物的关怀，就是有人文精神

Q：皈依佛教后，你觉得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R：有啦。现在变得比较宽容，以前我非常严格，旁边的人不太受得了我。因为我看任何事情，都会马上看到缺点。他什么做得不好，哪里不对，充满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问题，我特别敏感。而且我常常知道，他马上会犯错，变成大家都受不了。之后我受他影响。换句话说，我以前不太容易服人，我的师傅让我服了，我就皈依了。

Q：你在90 年代办了影响很大的《摄影家》杂志，其中有三期是跟中国有关的专辑。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看中国摄影的变化？有没有一些新的感受或者观察？

R：当然变化很大，太多机会降临在大陆了。大陆可以说是世界摄影活动最蓬勃的地方，摄影节最多啊。真的，现在外面的摄影节都办不起，就那几个而已。台湾很多地方只办一两届而已，非常没落。大陆变化得让我羡慕，我看到大陆的摄影环境从大家都觉得没有发表的地方，也受不到瞩目，就是最苦的时候，没想到我办的这几期杂志，这些人现在都是大腕了。

我替现在大陆蓬勃的现象高兴。我也很庆幸我的读者在大陆众多，所以觉得应该做点事。开班授徒，成立摄影人文奖只是开始……更何况现在呢，再来办这个奖，正是时候。

不论现在摄影怎么变，变得创作风格样貌越来越丰富，永远有一个不要变的东西被重视，就是摄影的人文精神。

现在的阮义忠，来自：微信公号“阮义忠摄影中心”

Q：你最近思考得比较多的问题是？

R：我的台湾故事馆。如何让它更和一般的民众产生作用？如何成为记忆？我希望我的台湾故事馆让下一代人知道自己的祖先干过啥事，而且那些事情对他们还有用。

Q：你觉得最近几年身上发生的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

R：我老了。

Q：很强烈的感觉？

R：没有很强烈，但对我而言，任何事情我都会及早地接受它。我们都有可能离开这个地球，离开了就离开了，如果你没有做一点真正有用的事情，很快就失去作用，也没有人记得。不是说一定要被记得，而是说我曾经那么努力地做过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是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对别人有意义？只有对别人产生有用的东西，它才会存在。

可是，我现在影响的人很少，说不定就是那么一小撮，但他永远还在。它是一种传承，有传递作用。就像一根蜡烛，才一根蜡烛，能够多亮呢？能够烧多久？只有一个办法，在这根蜡烛熄灭之前，去把别的蜡烛给点亮。你吝啬去点亮别的蜡烛，你的生命能够多长呢？成灰了。如果你去点亮别的蜡烛，你成灰了，依然有光亮存在。我说我老了，意思就是，我只不过是根蜡烛。我要在我成灰之前，希望点一根比我更粗更长的蜡烛。可是要告诉它，你熄灭之前，也要把别的蜡烛点亮。

Q：你对现在这个社会有比较担忧的事情吗？

R：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令人高兴和令人担忧的事情，这是无可避免的。绝对没有说哪个年代是黄金年代，只有令人高兴，没有令人担忧的事情。可我总是勇往直前做我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就好，所以我担忧的事情不是很多。也许它存在，不是说我看不到，而是说我担忧有什么用？比如我担忧摄影越来越观念性的趋势有什么用？换句话说，某种意义上，批判有什么用？

Q：所以你觉得批判是没什么用的？

R：批判也要跟摄影学习，发现跟肯定。你要发现什么事情好，然后肯定它。那些不好的东西，你根本不要注意它就好了，就被淘汰了。你不能说我整天找一些毛病来批判，来证明自己多有正义感，多有使命感，多有社会责任，多么公共知识分子。实践能力有没有？我们最重要就是播种工作，有耕耘才有收获，永远才是比较正确的，而不是说有批判才有进步。

（实习生王穗对本文亦有贡献。）

banner为“最深沉的乡愁 宜兰四季 1990（有裁剪）”，长题图为“灵魂的肖像 南投县信义乡 1980”，摄影均为阮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