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行是三国时期魏国高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是中国第一位西行取经求法的僧人，也是第一位在武威凉州弘扬佛法的中原僧人。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载，朱士行“志业清粹，气韵明烈，坚正方直，劝沮不能移焉”。他少年即怀远志，专志求学，攻读儒家诗书，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到了四十多岁后，接触阅读到支谶和竺佛朔共同翻译出的《道行般若经》，遂有摆脱俗尘，出家为僧的念头。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一百多年了，中原大地上也有了皈依佛陀的信徒。只是东汉末年曾有朝廷“只许胡人立庙，不许汉人出家”的规定，所以主动受戒出家的人就很少。另一方面，佛教戒律还没有传播至中国，因为没有戒律仪式，那些未曾受戒的“僧人”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僧人。嘉平二年（250），印度律学沙门昙诃迦罗到洛阳译经，他依照戒律仪规接收僧伽弟子，朱士行便拜在他的门下，愿意成为他的一位中原佛弟子。于是，昙诃迦罗在洛阳白马寺首次设戒坛，朱士行第一位登坛受戒，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
早在汉明帝时期，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共同在白马寺翻译出了《佛说四十二章经》，朱士行出家之后首先学习了这部经典，感觉这部通摄大小乘教义的佛教经典有些滞涩，译文文句简略，义理艰懂，前后不能贯通。因而，他便萌发了日后有机会去印度学习佛教原版经本的想法。
朱士行在洛阳修学佛法时，正值玄学盛行，而佛教徒亦开启了以般若学附比玄学的时代。朱士行凭着自己的天赋和意志，“以大法为己任，常谓入道资慧，故专务经典”，经刻苦努力，终于能独立讲学，在洛阳讲习《般若道行经》。由于当时译经条件有限，缺乏专业译经人士，《般若道行经》译本存在很多问题。东晋高僧道安大师曾说“然经既抄撮，合成章指，音殊俗异。译人口传，自非三达，胡能逐一得本缘故乎。由是《般若道行》颇有首尾隐者，古贤论之，在往有滞，士行耻此，寻求其本。”《高僧传·朱士行传》也说，“《道行经》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故意义首尾，颇有格碍。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迎《大品》。”
由此看来，译者对经本原文不理解之处，动辄删略，造成“颇有格碍”，大大影响般若教义的传播。朱士行驻锡洛阳白马寺十多年间，也曾遍访西域高僧，想弥补有些经典在流通过程中的错漏之处。然而，由于大多数经典没有原本，众说纷纭，各执所见，他们的解答只会加深他的疑惑，朱士行便萌发了亲自西行寻经的志愿。
公元260年，朱士行毅然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将世间的纷乱抛在身后，此时他已是花甲之年。朱士行从雍州（陕西凤翔）启程，带着弟子弗如檀一路向西来到凉州境内。凉州处东西交通要冲，汉通西域之后，河西一带成为“华戎所交”的重要领域。在这里，朱士行看到了更多的西域僧人。当时，徐邈任凉州刺使，范粲任武威太守，刺史部和郡守府治所皆在姑臧。徐邈早年在曹操麾下任丞相军谋掾，后任东曹议令史，颇有治理之法。到凉州时修缮武威盐池，贮藏大量的粮食和军备物资，又开凿水渠，招募贫民租种土地，使得家家丰足，仓库盈满。范粲学识渊博，曾在朝中任尚书郎，任武威郡太守后聘用良才，建设学校，鼓励农耕，郡内太平。他们主张以仁义教化域内，扬善惩恶，社会风尚大为改观，百姓心悦诚服。
朱士行早年攻读儒家诗书，徐邈和范粲早有听闻。朱士行一行抵达凉州，得到二位官员的热情接待。当时凉州境内有部分西域僧人活动其间，见到中原汉僧来到凉州也很高兴，于是屈膝长谈，议论法义。在诸胡羌戎杂处共聚的社会形势下，徐邈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是以州界肃靖，西域畅通。朱士行感觉此后的旅途似无更多阻遏，便在凉州留了下来。朱士行游历凉州乡间，了解凉州大地上的民风民俗，进入乡校，看往教书先生和读书的学子。在西域僧人的组织下还进行了几场佛法宣讲活动，朱士行在凉州宣讲《般若道行经》，引经据典，解析透彻，新鲜的大乘般若学说令邑民萌生信念，当时有数名凉州信徒皈依其座前成为佛教弟子。二十年后，有十名僧人遵朱士行之命从西域护送佛经到洛阳，其中就有朱士行的凉州弟子。
朱士行在凉州虚心向西域僧人请教学习西域的常用语言，同时寻问有关《大品般若经》等梵本的流落线索。一年后，朱士行辞别徐邈、范粲和凉州乡民，继续西行寻经之路。此后的旅途，行走很快。数月后，朱士行穿过张掖，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阳关。在这里，朱士行做了最后的补给。到了阳关便要面对荒无人烟的沙漠和戈壁，一路上必是九死一生。此时，仍有人劝说朱士行返回凉州，终止西行之念。但是，朱士行决意经历千难万险，也要往西域寻经，寻不到真经绝不回头。
果然，一出阳关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望无垠的黄沙，偶尔能见到一些沙柳或胡杨零星地点缀在远处。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旅程，白天的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袭人，一到晚上原野荒寂，寒气彻骨。好在这条路上时常有商旅驼队行走，一路上尚有踪迹可寻，不至在沙漠里迷失。朱士行一路上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终于到达沙漠的彼端鄯善。
朱士行离开凉州，一路西行，于曹魏景元三年（262年），越过流沙的沙漠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史料记载，西晋太康三年（282 年）即他抵达西域20 年后，才派弟子从于阗国护经东归。二十年的时光里，朱士行漫游西域诸国，最后在于阗国寻找到了《放光般若经》。太康三年，朱士行派其弟子弗如檀等十人护送《放光般若经) 东归洛阳，十几年后，此经被译出。而朱士行本人则留在了于阗，后圆寂在于阗，享年80岁。
西晋永平元年（291年）陈留仓垣水南寺印度籍僧人竺叔兰等开始翻译、校订朱士行从于阗抄写送来的《大品般若》经本。历时十二年，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共20卷。
朱士行西行求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虽只送回一部经，他那求法忘我的精神感人至深。他不畏艰险，以为法忘躯的抱负毅然前往。他送回的大本《般若》译出之后，颇受佛学界的重视，晋道安曾称赞说:“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当时的义学高僧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汰、竺法蕴、康僧渊、于法开等人，都为之作注或讲解，形成两晋时代研究般若学的高潮。朱士行西行求法，为后世西行求法的法显、宝云、智严、玄奘等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后世著名的佛教学者汤用彤和吕澄，都对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朱士行可说是开创风气的先锋，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艰险，又乏人引导，朱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然达到了目的，这种热忱足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经典虽然只限于《大品般若经》一种，译出也不够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佛典的风气随即风行于中原一带，凡是有心讲习者都奉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