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弘化社期刊《弘化》2014年6月的主题栏目“漫谈大藏经”，有篇《民女断臂募刻大藏》的文章，读来很受感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现的《赵城金藏》原藏应有近七千卷，今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赵城金藏》刻于金代，到元代又做了补雕。《金藏》雕刻的首倡者和领导者是山西潞州民女崔法珍，她以“断臂募刻”的惊人壮举，感化人心，最终完成了刻藏宏愿。文献记载：“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断臂出家，尝发誓愿，雕造藏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
这部大藏经可说是由私人募资雕造的私版藏经，施资者绝大多数是山西晋南几个县的农民。他们中有家财万贯的大户，也有仅能出资雕刻一版、两版经的贫苦农民，而较多的则是数家乃至数十家联合雕造一卷或数卷经文，有的农民把自家的树木、布匹、牲畜作为资产捐出来雕造经板，更有极端贫困的农户，仅能贡献出一把雕经刀子的费用。
在那个完全靠手工雕刻的印刷时代，一部多达七千卷的宏大刻藏事业，仅靠一个地区的普通老百姓出资，在三十年内便即完成，如果没有一位具有极大热忱、决心的组织者，这项事业是难以完成的。崔法珍即是这一事业的倡成者。《金藏》共有经板十六万八千一百十三片，收录经籍六千九百八十卷。1178年，“始印经一藏进于朝”，奉旨于大圣安寺安放。经板于1181年运抵京师，安置于大昊天寺。1183年，朝廷赐崔法珍紫衣，号“弘教大师”。（201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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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金代刊刻汉文大藏经《赵城金藏》孤本经卷现身
摘自2020年11月24日北京《新京报》
撰文：葛格
2020年11月27日至30日，“国宝孤本《赵城金藏》暨唐宋重要佛教典籍特展”将在荣宝斋首次公开展出。作为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共列的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赵城金藏》，每次公开露面都会引起学界极大震动，此次《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也是公共收藏机构以外的《赵城金藏》首次公开亮相。
日前，《赵城金藏》遗珍——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办。来自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古籍保护中心等20位古籍和佛学领域学者专家，共同围绕这一由民间征集的卷本展开了学术探讨，就《赵城金藏》的刻印与传承，民国时期发现与抢救，建国后修复、保护、研究等议题进行论证。
《赵城金藏》是我国民间于金代刊刻的汉文大藏经，原经共计6980卷，约 6000余万字。它以北宋的我国第一部木板大藏经《开宝藏》为底本复刻，因此在版式和字体方面具有相似性。由于《开宝藏》的初本大部分已经散失，填补空白的《赵城金藏》也因此具有重要价值。作为《开宝藏》的覆刻本，《赵城金藏》现存近4900卷，堪称“遗世孤本”、“旷世国宝”，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化及历史价值。
1933年，《赵城金藏》于山西省赵城县（今属洪洞县）的广胜寺内被发现，并因此得名。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北平三时学会和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发行《宋藏遗珍》，收录其中四十六部经文。1949年入藏今国家图书馆后，在历经全面修复、保护，和进一步征集散佚的经卷后，目前已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出版《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及影印版《赵城金藏》。
崔法珍断臂募缘刻成《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在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之前，一直藏于寺庙中。由于其重要的价值，一直备受各方关注。
1934年，著名学者蒋唯心前往广胜寺考证，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1.5万字长文对 《赵城金藏》的历史谜团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论述。根据蒋唯心的考证，《赵城金藏》是由金代民女崔法珍断臂募缘刻成，众多佛教信徒“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甚至“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劝募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历时约30年，用掉一部《开宝藏》，覆刻而成《金藏》。
1934年，蒋唯心在潼关历险渡河，前往广胜寺，历经40余天的考察研究，完成《金藏雕印始末考》，让学术界对《赵城金藏》的保存情况有了最初的认识。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集，在迄今发现的佛教典籍中，汉译本保存数量最为可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副所、《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副主编张新鹰介绍：“唐代以前已经有写本形式的大藏经，直到北宋开宝年间，在官方主持下才有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因此，《开宝藏》成为历代雕版印刷大藏经的鼻祖。
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开宝藏》留下来的经卷寥寥无几。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城金藏》权威专家李际宁在研讨会上说道：“六千多卷的《开宝藏》，现在全世界剩下12号13件 (包括了几年前上拍的1号1件)，要研究《开宝藏》只能借助血缘关系最近的《赵城金藏》和《高丽藏》进行研究，而《高丽藏》没有宋代敕赐入藏的天台、慈恩教典；到晚清、民国的时候，宋元明清各代刻版的大藏经大部分都散佚了，仅剩一部《清龙藏》经板还在，但也残损混乱，不堪使用。此卷《赵城金藏》天台宗重要经典《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保留了该经北宋入藏的原始状态和特点，显得弥足珍贵。”
崔法珍断臂募缘刻成《赵城金藏》，让《赵城金藏》的诞生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资料记载，金代熙宗皇统初年，山西潞州，名为崔法珍的女孩被僧人治好了哑病，因此断臂明志，誓为寺庙僧人完成刻经心愿，开启了漫长的募资求法之路。这则故事后来被保留在《碛砂藏》的题记中。另外，从《赵城金藏》的题记中，也能看到当时刻经的情况，都是由民众自发捐赠、募缘完成。
李际宁认为，崔法珍的确接替寔公法师主持刻印了大藏经，并且，她与1933年在广胜寺发现的《大藏经》存在可证联系，“主持刻印大藏经的寔公法师去世之前将刻藏任务交给了崔法珍，大定十八年崔法珍将所雕藏经部帙卷目，总录板数，表奏朝廷，皇上赐其紫衣德号，号‘宏教大师’，崔法珍建议将经板也运送到中都，于是这套经板一直在中都保存下来。到‘蒙古时期’，经板已有残损，于是有大都附近寺院的僧人、信众、官员助缘补雕。大概隔了20年，广胜寺僧人重修广胜寺，请山西临汾的汾西庞姓印经世家经坊到北京印刷这部《大藏经》，这样这部《大藏经》就在广胜寺流传下来了，一直到1933年被学术界重新发现。”
央视六集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讲述《赵城金藏》的故事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于近日开播的六集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第五集中，重点讲述了国宝《赵城金藏》的故事。
从上世纪30年代发现起，日本各方面就已在觊觎这部《赵城金藏》，起初，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愿出22万银元购买《赵城金藏》，遭拒后仍陆续派遣僧人游说广胜寺，试图高价购买。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开始蓄谋掠夺《赵城金藏》。为了保护这一国宝，位于延安的中共中央命太岳区连夜秘密抢运，将5000卷藏经安全转移出寺庙。
研讨会现场，当年参与转移、保护任务的太岳第二地委***史健之子李万里讲述了抢救始末。为了还原父亲史健当年如何参与保护《赵城金藏》的历史，李万里先生花了40年时间，采访数十位当事人。
据李万里介绍，1937年和次年初，李默庵的十四军和阎锡山的一位师长都想从广胜寺带走藏经，但被寺院住持和乡绅婉拒。1942年2月，时任太岳区第二地委***兼军分区政委的史健接到临汾情报站穆彬的情报，日本人想抢掠《赵城金藏》，但是没有找到藏经。穆彬和史健都明白《赵城金藏》的重要价值，李万里说，“任何的迟疑或是拖延都会导致擦肩而过，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运送当夜，二地委以运公粮为名组织牛群和驴马帮助运输，约在晚上8、9点钟入寺，从3米多高的二层佛座将经文递下来，在12点左右全部完成，送往石门峪存放。1942年4月底，日军再次进行扫荡运动，史健命令将士背经转移，分配每个人二十余卷，历时两个半月抵达太岳根据地的核心沁源县，秘密存放至一处隐蔽的煤窑之中，这才躲过一劫。
直到1949年，《赵城金藏》才被移交给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得以结束跌宕起伏的劫难生活。此后，《赵城金藏》成为大型古籍修复项目，历时近17年，于1965年修复完毕。因此，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原院李致忠认为，《赵城金藏》来自《开宝藏》，又在抗战期间注入了“红色基因”，因此属性独特，“在经过抗战中军民舍生忘死的抢运和国家图书馆的修复和保护后，这部藏经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增添了一份光荣。”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维中对《赵城金藏》的刊刻过程做了进一步介绍。杨维中说，对于中国佛教来说，金代是一个低潮，这其中有社会、文化以及历史变迁的原因。但与此同时，杨维中指出，金藏的刊刻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亮点。杨维中表示，金代官方对汉传佛教并不感兴趣，因此不可能从官方层面发起刊刻藏经的活动，但是民间的力量促成了此事。这其中有许多可以探寻、研究的方面。
《赵城经藏》由赵城县民众集资印刻完成，这其中，《赵城金藏》的发起和刊刻，与崔法珍“断臂求法”这一故事息息相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教授徐文明从佛教史的角度介绍说，《赵城金藏》目前最大的发起人是崔法珍，在刻藏完成后，崔法珍在大圣安寺出家。大圣安寺是云门宗的根本道场，而云门宗在金朝北方势力最大，金世宗的母亲就是云门宗第二代大士，比丘尼，“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崔法珍属于云门宗系统。”
更新于：2022-11-17 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