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的法身永远存在我们心中
李志夫
(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所长)
民国五十五年,我有幸开始亲近导师,在那个极为保守的年代,佛教法师们是进入不了学校的,在大学任教更是空前。因为当时文化学院创办人张晓峰先生与政界关系良好,他是一位有思想、有远见、有抱负的教育家,接受了张澄基先生之推荐,聘请导师到校任教,以后才有晓云、圣严、成一、星云、慈惠等大法师先后受聘。导师是开创法师在大学任教的第一人。
民国五十七年我去印度留学前,到士林“报恩小筑”向导师辞行,老人送了我他刚出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一书,这是老人着述中“承先启后”的一部重要着作。在一次庆祝导师95嵩寿的学术会议中,我也是以这部书阐述我的研究心得。那时,导师的肠胃违和,住在慈济医院,我们一行向老人拜寿,我单独叩拜后起身走近老人,老人似乎已不认识我了,我向他报了姓名,才唤起他的记忆“哦!”了一声,又叫了我的名字。
93年4月佛光山、慈济、弘誓及法鼓山四个单位联合庆祝导师百岁嵩寿之学术会议后,前往新竹福严佛学院向老人拜寿,他对每一拜寿的人均一一端详让每一位前往拜寿的人都分享到老人无言、无尽的慈悲与智慧。
今年4月14日中华佛学研究所到慈济参访作校外教学,得知老人又住院了,得到了慈济及明圣法师的破例安排,前往探视,下午两点明圣法师亲自接待拜谒,老人已闭目养神,本不敢惊扰,明圣法师还是轻轻地唤醒了老人,并且说:“李志夫所长来看师父…”老人很费力的睁开了眼睛,嘴角有点微动,带着微笑,约一分钟又闭上了眼睛,我则以头近偎老人的身体,就像远游返乡的赤子;的确,我是远游到印度文化思想之领域又回到佛学研究的;也正因为这样,对于印度主张大乘佛法多少带有梵化思想,我是比较认同导师的。多谢明圣法师圆了我亲近导师50年来最后一次的美梦。
6月11日导师荼毗的那天,主持长老说法完毕,最后那一句“烧!”使我也一时失去了“作为光阴过客的知觉”,直到日本立正大学三友教授,碰触了我一下,并指着荼毗的火焰熊熊上升,我们都同时朝向火焰处深深三问讯,我们不舍地送走了导师的色身,但他的法身将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