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并且与儒、道等思想文化互相作用，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王志远教授认为，佛教的众生平等与儒家的仁的精神共同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佛教思想中的因果二字更是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所不可避免的重要存在。同时，王志远教授为我们梳理了佛教在中国的四个传承，揭示了中国作为佛教第二故乡在佛教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12年。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佛教在中国的传承
佛教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1998年，我担任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的秘书长，有关部门在纪念活动的批示上加了四个字隆重热烈，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重视。这种重视其实也反映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看法，我们已经把佛教看成是自己的宗教、文化了。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年间，博士弟子秦景先（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为佛教初传标志。至今，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12年。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南亚、东南亚地区有从印度传出的南传佛教，但是无论从数量、规模、典籍的保存等各方面来说都没法和中国相比。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佛教在中国发展并向越南、日本、韩国延伸，形成整个东亚大的佛教文化圈。并且早期从日本，现在又从中国向欧洲、美洲传播，所传的佛教都是以中国为主。
中国的佛教还有着特别丰富的内容，从佛教历史上看产生了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大部分是上座部佛教，云南西双版纳也属上座部佛教，过去我们称之为小乘佛教）、汉传佛教（又称为大乘佛教）、藏传佛教（西藏、蒙古地区，过去称为蒙藏佛教）。因此，中国佛教具有四大语系：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蒙古语系。按照最新观点，我们以具有《大藏经》为标准，将佛教分为六个语系。除了梵语、满语之外，其他比较活跃的四个语系，汉传、藏传、南传、北传佛教，其传承都在中国的大地上。
过去的概念里没有把汉传佛教与北传佛教进行区隔。在近期举行的蒙古佛教高层文化论坛上，我们世界宗教研究所提出观点认为蒙藏佛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蒙古族对佛教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与西藏相比，有很大的独立性。蒙古佛教有自己独立的经典，蒙古语的经典《丹珠尔》《甘珠尔》就是蒙古文《大藏经》，而且有自己的传承，有自己的呼图克图活佛。
从内蒙古到蒙古，再到俄罗斯的几个共和国，已经形成很大的用蒙古语传播的佛教，把这些笼统地概括为藏传佛教，现在看来概念上是有缺陷的。
过去把蒙藏佛教称为喇嘛教，喇嘛教在涵盖面上很清楚，但用词不科学，相当于以和尚教代称佛教，是不合适的。我的老师任继愈先生在改革开放后撰写《中国佛教史》时用藏传佛教替代了喇嘛教的称呼。不过近几年来，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藏传佛教的说法使人看不清来龙去脉，使蒙古这么大的一个区域、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传承湮灭在藏传佛教的概念里，而藏传佛教则被等同于藏族佛教。
我们现在确定语系的前提是有独立的《大藏经》，蒙古族有对《大藏经》的全部翻译和整理，甚至在汉语本里已经散佚的，在蒙语本中还有保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在学术上对一个客观的历史状态做描述。
认识到佛教在中国的四个传承，有助于全面、真实地认识历史。从中亦可见，佛教对中国文化有着全面、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众生平等的博大精神
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中自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实，儒、道、佛以及其他文化又是相互影响，合为整体的，需要我们去有机地继承。
如果把人生中需要的传统文化比做一个房子，那么儒家是这个房子的大门，其他诸子百家都是窗户，其中两个大的窗户就是道和佛。没有窗户，房子会显得闷；没有大门，就没有可进出的道了。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形成一个体系，就是影响中国人思想的传统文化。
但是，中国人从来都分得清主从、本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直到现在，中国仍以三省来评价一个人。古代把读书人称为儒生，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儒生就是狭隘地只指儒家，只看儒家的书，而是博览群书、读遍各家的。例如受儒家教育的人在商场、战场会很自然地应用兵家思想，而在生活中又秉承佛道精神，这在中国是极其正常而普遍的现象。
拘泥于孔孟学说，甚至其中很小一部分的迂儒才是狭窄而不全面地看儒家学说。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就有人纠字眼说人众指的是士人。其实，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亲亲仁仁，只不过这个亲和仁不是毫无差别的。这是实事求是的，人不可能达到对所有人一样的爱，因此，礼有差等，爱有亲疏，这是客观的、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从儒家的很多观点来看，儒家是人生的哲学、人间的哲学，是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的，非常抽象的，脱离了人们生活的哲学。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社会之中，儒学还是会成为很有教益的指南。这个指南不一定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给儒学作了补充，并且吸收了儒学的基本思想。比如孝顺，佛教在印度有这个因素，有对父母的情感，但是不突出，加上早期佛教讲究灰身灭智，不太强调家庭关系。进入中国之后，出家则是大孝，在家是小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为历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众生为父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是把儒的仁爱精神扩大了。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大家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这个扩展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古代虽然不讲环保这个概念，但中国人对鸟兽、对生灵都是很珍惜的。
佛教的某些思想也曾被认为是迷信落后，我认为，脱离历史条件，以某一时期的科技发展来盲目地批判历史是不对的。例如轮回思想，就有其积极意义。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但现实生活并不全是这样，无法兑现的时候，人们积善的信心就可能动摇了。佛教提出业报轮回的观念，与先前的思想区别在于：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引发和造成的，由他本人承担。父母这一代做的好事是由父母自己在来生得到回应，儿女自己带来的后果受到恶报，也跟父母无关。这样就从一个整体家族的互相责任，归结到每个人要对社会负责任。
轮回观念在两个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一个方面是让人们有信心，做一个好人，此生不能做完的，来世还可以继续未尽的事业，这就是死而不已。所以，佛教在历史上是给人们带来期望的，哪怕最苦难的时候，还有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对那些志士仁人而言。另一方面，轮回观念对遏止人们做坏事有很大的作用，就像一个无形的警察要求人自律。除了道德说教、教育以外，自律在古代中国最有效的就是佛教的轮回观念所带来的。做了恶事要负责任，就是本人要受到报应，这是很让一些人的灵魂战栗的。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儒家的忠孝与佛家的因果
儒家礼乐文化是现实的陶冶。礼主差等，分上下尊卑，但是过分讲究尊卑就会导致对立，因此，乐主和谐。通过两套不同制度，礼乐在古代既保持了秩序又保持了和谐的亲情。
佛教同样有类似的思想。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但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平均主义，只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在成佛的道路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造业，包括善业、恶业、不善不恶业，会有相应结果，因此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虽然福报不同，但是佛教要求每一个人并不去埋怨别人，而是追问、叩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福报，从而经过努力去得到，因为福报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来到自己身边的。佛教既让人们有一种取得平等的希望、尊严，又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永远的攀比和无尽的埋怨。攀比只能带来烦恼，用现在的话说是幸福指数上不去，这实际上是主观因素，用儒家的话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我曾与河北柏林寺方丈净慧长老谈天，说到儒家和佛家两大思想派别对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贡献，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的两个字是忠孝，以孝为本，移孝作忠。普遍来看，中国人在交朋友时会不知不觉地考察其是否孝顺父母，假如风闻其不孝顺，就会逐渐疏远。孝成为最起码的做人准则。而一个孝顺的人必然会对朋友忠、对事业忠、对国家忠。儒家理论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即忠孝。
佛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则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后的小说，无论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还是《三言二拍》等等著作，甚至戏曲，无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因果相应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说，纠正不相应的因果，才能达到平衡与和谐，浮躁也就减少了。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佛教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变，上个世纪以来，佛教始终没有作为一个健康的、主动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之下，人们认识到中国佛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新加以重视。佛教得到了发展与转变的一个契机。
现在离辛亥***已经整整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佛教的服务对象和自身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封建时代，佛教服务于帝王、贵族，佛教徒本人就是臣民。辛亥***之后，所有中国人变成平等的公民，不再有天子与臣民之分。佛教徒作为独立的人，需要为现代社会作贡献。佛教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可是这个转变没有完成，公民佛教，或者说完善的平民佛教并没有如期到来。我们需要像释迦牟尼遍游各地、讲经弘法一样，请佛走下神坛，从社会中来，走回到社会中去。
佛教应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导师、心理辅导师、人生引导者。目前这个转变过程还只是刚刚在进行中，还有相当的一个进程。但是公民佛教的到来是必然的。
近年来，僧人出现青年化趋势，和社会的距离越来越拉近，数十位乃至上百位年轻僧人在全国各地讲经说法，受到了一定民众的喜爱。他们用现代语言进行演讲，将经典、古文以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带动佛教走出经典、走出寺院，蜕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佛教。而在这群年轻僧人之中，也将会涌现出一些大师。
更新于：4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