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以“圣”字赞美大成就者，孔子称为“儒圣”，张仲景称为“医圣”，杜甫称为“诗圣”。南北朝时代的高僧道生法师被称为“涅槃圣”，亦称“道生大师”。道生大师生活在一个佛教思想复杂变化的时代，其时中国佛教面临的重要任务是从“般若真空”向“佛性妙有”过渡，需要一套适合中国思想情况的佛教理论学说，这个任务最先由道生大师提出，也由他最先加以解决。他以大乘般若为理论基础，融通涅槃、毗昙各学说，兼顾中国传统思想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佛性本有、顿悟成佛、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等“妙有”理论，掀起了佛性思想研究的高潮。他建立的涅槃佛性学说，因适合中国传统思想，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他因此被誉为“涅槃圣”。
道生大师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主张时，《大涅槃经》还没有完整地传播到中国来，那时的佛学“旧学”坚持认为“一阐提不能成佛”的观念，因此，道生大师的主张遭到旧学僧侣的强烈反对，被驱逐出了僧团。
历史记载，上天至少有三次显示瑞相，让世人得到感应，暗示道生大师的主张是合乎佛法的——
第一次，道生大师被迫离开他所住的青园寺，去苏州虎丘山隐居，当他离开建康（南京）的时候，青园寺佛殿被雷击中，出现“龙升于天，光影西壁”的瑞象，青园寺后来在道生法师重新得到认同后更名为龙光寺，道生大师也因此被称作“龙光寺道生”。
第二次，道生大师在苏州虎丘山隐居修行，仍然坚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没有人听他讲经说法，他就聚石头为徒弟，宣讲《涅槃经》要义，讲得“顽石点头”，肯定其所说。
第三次，道生大师于公元434年农历十月在庐山圆寂时，最后一次示现了瑞相，实现誓愿端坐于讲经的法坛上圆寂。当年他被驱逐之时，曾面对僧众发誓：“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此语果然应验，《高僧传》载：道生法师（道生大师）在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于庐山精舍升法座讲法，“神色开朗，德音俊发，论议数番，穷理尽妙。观听之众，莫不悟悦。法席将毕，忽见尘尾纷然而坠，端坐正容，隐几而卒。颜色不异，似若入定。道俗嗟骇，远近悲泣。于是京邑诸僧，内惭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鉴之至，征瑞如此。”
苏军先生著《道生法师传》说：在中国，道生是倡明涅槃佛性论思想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并非完全依据已有的印度传来的经典，而是根据大乘般若的缘起性空之理，融汇中国固有的神不灭论的思想神髓，创造性提出而来的。《大般涅槃经》的传入，不过是为其思想提供了印证而已。
道生大师有很多很特别的称呼，除了“龙光寺道生”、“涅槃圣”、“道生大师”之外，一般称之“生公”，“生”是取其法号“道生”末后一个字，以示亲切，“公”表敬称。道生十五岁出家，师从高僧竺法汰，所以通常又称他为“竺道生”，这里既不用俗姓（他俗姓魏），也不是像唐朝以后的在法号前加“释”为姓。公元371-372年，竺法汰在建康（南京）瓦官寺开讲《放光般若经》，一时名动朝野，上自皇帝公卿，下至庶民百姓，前去听讲法的人络绎于途，受其感怀而来拜师为徒者，上千人以上，道生则是其中一员，而且他（道生）是从河北巨鹿老家赶到南京的。
道生十五岁就登台说法，宣解佛法微言大义，五年之后，二十岁受具足戒，弘扬佛法更能“善于接诱”，王公贵族不免屈尊俯就，庶民百姓不畏千里而来听法。道生大师进入中年之后，开始了四方游学的修行，先到庐山幽居七年，潜心钻研佛教经论。然后奔赴长安（西安），投师于鸠摩罗什大师门下，参加了鸠摩罗什的译经道场，成为了鸠摩罗什大师的高足。
道生大师居长安数年，对佛教般若学的理解达到了非常透彻的程度，他开始运用般若的思维方法，不拘经文，创造性地反思和解决中国佛教的理论问题，为日后提倡涅槃佛性论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公元407年夏末，道生大师告别师友南归，第二年抵达庐山，公元409年回到京都建康（南京），再次掀起佛学高潮，深得南朝宋文帝及江南名士的敬重。
苏军撰写的《道生法师传》是一部评传，于2000年8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我断断续续看了一年，著作者是把道生法师放在中国佛学历史的整体考察下着笔的，可以说写的是道生法师的思想史，我从中得到不少的教益。苏军在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
“般若学荡相遣执，所荡遣的是那种将世界万物视为真实的错误见解；涅槃学成立妙有，所成立的是那种超越世俗万物的真常之理。道生将般若性空与涅槃妙有等量齐观，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真不离伪，妙有之理离不开本性为空的世界万物。因为，并不是在因缘和合的万事万物之外，别有一种真常，而是相反，正是在因缘和合的世俗万物之中，真常的妙有才能活脱地显露出来。所以，般若具足一切法，一切万物虽不真实，真常的法理却不超出于一切万物之外。这就是说，真实的妙有与虚幻的万物是不即不离的，妙有应化于一切万物之中。”（2014年10月19日）
更新于：2023-03-04 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