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的父亲：寻求精神的一方净土

平凡的学佛人 (资料图)

父亲刚刚过了六十四岁生日。他面容清瘦，头发花白，戴一顶八角小毡帽。人家开始称呼他“老爷子”，而我也终于察觉到父亲已步入老年。

温暖自己也温暖着别人

父亲皈依佛教已有十多年，坚持茹素，每天早晚礼佛念佛不辍。除此之外，他还做许多简单的家务，帮我们打牛奶、买馒头、烧开水……。同样是平凡而平静的生活，父亲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所度过的每一天都是修行的生活——他不断地修正自我、磨砺灵魂，言谈举止中散发出善良柔和的气息，温暖自己也温暖着别人。

父亲绝少生气，更不发怒，心境恬静犹如晴空。待一切人莫不采取谦卑柔顺的态度。出去买东西，遇到商贩待他有礼、货真价实，他总是感恩而愉快。遇到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情形，他也绝不争论。许多人终其一生为家庭儿女辛劳，进入老年会有些坏脾气，比如脾气执拗、倚老卖老，当然，这也在情理之中。父亲却不是这样，在家里，他最和蔼。居家过日子，琐琐碎碎，难免会磕磕碰碰，谁都有恼火的时候，唯独父亲却从不发火，宽容一切人和事。父亲曾对我说：步入老年，一想到能陪伴亲人的时日渐少，终有一别，就愿意尽自己的心力给至亲的人留下更多的温暖和爱。听了父亲的话，我不由含泪反驳说：“既然这样，就该越老越对亲人们凶悍无理，直至去世，儿女们已经忍无可忍，所以毫不留恋、如释重负。”父亲听了我的一番谬论，脸上现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随即以他一贯的诚恳态度微笑着说：“你说的这种方式，我实在做不到。”

我是独生女儿，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三十二岁。如今父亲年过花甲，而我也步入而立之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父亲的了解和理解日渐加深。每每回顾父亲的人生，不由生出良多感慨。

清贫怡然的日子

父亲生于贫寒之家。童年经历了饥馑之灾，在最需要营养的年龄吃过草籽树皮;少年经历了失学之憾，在最宝贵的求学时光终日在饥寒中割草拾粪;及至弱冠之年，双亲先后去世，迷茫苦闷之极，在建筑工地上做过苦力，在小手工作坊编过竹筐。直至高考恢复，人生才驶入正常航道。父亲在高考恢复第一年考取了一所师专，毕业后回家乡在一所中学任教直至退休。令父亲终身抱憾的是，祖父母过世很早，未能看到他上学、工作、成家、养儿育女。

早年穷苦的生活并没有使得父亲对金钱和物质产生贪恋之心，反而培养了他淡泊的心境，对物质的要求也仅限于温饱。教学之余，他写字、画画、读书、篆刻、打拳，兴趣广泛。从小到大，我看到很多为人父者忙于事业和应酬，疏于和孩子交流，而我的父亲却陪我度过了许多温暖快乐的童年时光。尤为难得的是他那种全身心投入的态度，全无半点敷衍与不耐烦。父亲画画时也给我一支毛笔，一角宣纸，画竹子时只用墨，竹子的远近疏密全用墨的浓淡变化来表现;画山水要先用炭条打上淡淡的底再用墨笔勾勒，最后色彩点染;画花卉是直接用色彩铺陈。他教我认识各种颜色，教我用不同的色调和配出另一种颜色。父亲弹五弦琴时，我来唱歌，最拿手的曲目是《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父亲有几把刻刀，自己篆刻印章作为书画落款之用。他刻了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一大盒，也不忘给我刻一枚。但刻的不是字，而是一匹奔腾的骏马，因为那一年是马年。今年又逢马年，想起那枚小小的印章，色泽温润，触手生凉，是我童年最珍爱的宝物。虽然它最终遗失在了岁月的某个角落，但二十四年前的记忆依然温暖着我的心。

秋日风景 (资料图)

父亲常带我到离家不远的小公园去。最美的是秋天，迭藏河的清波时时翻卷着雪白的浪花，树林被秋霜点染，秋叶明丽如花。父亲带我在林间小道边采集野菊花的种子，和我一起捡红叶。落在地上的叶子难免都有一点点瑕疵，而那树梢尚未落下的叶子，映着金色的秋阳，红得那样醉人。我在树下仰望，年届四十的父亲为了满足女儿的愿望，脱鞋爬树去帮我摘那最美的秋叶。故乡的气候寒冷，春天总是转瞬即逝。为亲近这难得的春光，每年冰雪解冻，父亲就早早筹划带我和母亲去郊外春游。在天气晴好的周末，父亲推出自行车，先抱我坐到车前的横杠上，然后蹬起车，母亲快跑几步跳坐到车子后座上，我只感到车子微微一个趔趄，随即便稳稳前行了。父亲一边蹬车，一边招呼我和母亲：“坐好啰，出发啰!”于是一路沿着洮河边的柏油路，碧水抚着河岸，隔岸的杨柳微微露出绿意。我们在朝阳的山坡上折下含苞待放的杏花，在自行车清脆的铃声中，把春天的气息带回家。父亲给我扎过许多风筝。那时候没有人卖风筝，小孩子们都是拿张报纸糊个“方片儿”风筝，形状粗笨、颜色黯淡。父亲为我扎的风筝则不同，竹篾子是自己拿菜刀剖开的，用又轻又薄的宣纸糊了，再用他画花卉的颜料染色绘画，画的最多的是蝴蝶，有时用上金粉，美极了。风筝一拿出门就有人围上来看，别说小孩，大人都羡慕不已，我更是自豪的不得了。

记忆中的父亲老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裤子在屁股部位用缝纫机补出蛛网状一圈圈的补丁。一个人造革的黑色包也是补了又补。日子无疑是清贫的，但并不苦，反倒生出隽永的怡然。他有种天生的浪漫情怀，把日子过得风轻云淡、诗情画意。父亲画的画儿在熟人中间有点名气，时而会有朋友索画，快过年时街坊们找他写对联、画窗花，他也是有求必应。父亲画的窗花很写意，几簇兰叶，几枝桃花，不是大红大绿的民间画法，而是带点文人气。父亲也写诗，但从不示人，也不投稿。小时候我偷偷拿出他的绿皮笔记本看过，可是看不懂，大约是不认识的字太多了。等我长大了，那笔记本也不见了，已经被他烧了。后来我读文学史，看到一个词“潜在写作”，像父亲这样纯粹抒发自我情感而不去与外界交流的写作应该是属于“潜在写作”的一种吧。

寻求精神的出路

如果日子就一直这么过下去，也是很幸福的，但是我们一家的命运却因父亲的一场重病而转折。父亲病中我们所经历的种种艰辛自不必细说，几经磨难，幸得老天垂怜，父亲的病情终于好转，但依然需要终生服药。一场病让父亲把以前的种种爱好都放下了，不写也不画了，五弦琴不知去向，还有一把剑也送人了。他的藏书也是烧的烧、送的送，以前的一班朋友也疏远了。回想起那段时间，父亲说：“每天早上醒来都会觉得无限苦闷烦恼，人生的种种苦难，命运的不可测，灵魂的孤苦无依。以前的种种爱好如若浮云，可以赏玩怡情却难消更深层的生命的困惑。”一场病，让父亲失却了精神的依傍，不知所从。他于是尝试着在哲学和宗教中寻求精神的出路。读了一些哲学典籍，也读了《新旧约全书》、《古兰经》，对其中一些观点是认同的，但却难以安心。苏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常常想，是否每个反思生命、观照心灵、上下求索叩问人生意义的人都是在寻求安心之所呢?求之不得则辗转反侧，若有幸求得，便可无憾、无惧、坦然从容。

偶然的机缘，父亲找到了他可安心的心灵之乡。父亲有位秦姓同事，相交不深。偶尔闲谈，父亲说想找些有关佛教的书籍来读，秦老师就面带微笑朗声诵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一刹那间，《心经》中的字字句句都击中了父亲的心，让他为之震撼，进而喜悦油然生起。之后，父亲开始信佛念佛，发愿往生净土。轮回中漂泊的游子，听闻那一声佛号，宛若一叶小舟可摆渡于苦海之中，父亲的心从此安然。

父亲曾经多次和我谈及丰子恺所说的人生三层楼。

丰子恺先生1948年11月在厦门的时候，曾应邀为厦门佛学会作过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明确提出了所谓的“三层楼喻”。他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慈父孝子，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界也很多，即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世界就不过这三种人。

我深知他的用意是希望我能够早日“更上一层楼”。然而很惭愧，我虽然抱着钦羡之心，时而向其他两层楼张望一下，却依然滞留于琐屑生活中斤斤计较而难于自拔。我想，很多人终其一生或许也只是在物质的层面茫然地生活着。而父亲这一生，虽平凡渺小，却有足够的勇气去关怀自己的精神世界，观照自己的灵魂生活。

凡夫终其一生，意义何在?或许只是为了编织下一期生命的因，因果循环，生生不息，环环相扣。在无止境的轮回中，我们很难有一瞬间停下脚步回顾或者前瞻，只是这样茫然地前行。而父亲是幸运的，他是那个曾经停下脚步思考过的人。他尽力去避免愚妄之因，他坚信佛陀的愿力。而我也坚信，在轮回之外，必有一方净土。在那里，所有虔诚纯洁的灵魂可以离苦得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