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公益慈善潜力巨大，社会的自主行动空间开始激活。”
“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都有善的成分，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萌发出来。一种模式具有感染力，就可以抓住人心，快速传播。”
开一家免费餐厅，能维持多久?
起初，梁洪瀚的答案是三个月。而如今，时间走过三个年头，在广州市番禺区西城路，他带领的义工团队运营一家名为“雨花斋”的免费餐厅已超过三年。
过去六年，像番禺雨花斋这样提供免费素食午餐的“雨花斋”餐厅，全国已开有逾七百家，供餐数千万份。而每家店之间并没有组织关系，没有经济控制、没有规章制度，完全凭着各地爱心人士自发建立、勉力维持。
在这样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下，雨花斋的规模奇迹是如何实现的?
老城区的免费餐厅
2017年11月11日，梁洪瀚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则招工启事，作为现任店长，为番禺雨花斋招募义工。
三年前的8月份，本职工作为英语培训教师的梁洪瀚在网络上看到雨花斋的消息，为其免费午餐的模式感到惊讶和好奇。梁与五个热心公益的朋友一同驱车至中山市，探访当地的雨花斋餐厅。回来后，他们各自捐出餐具、粮油、桌椅、空调，筹集了一笔资金，共同发起了广州首家雨花斋公益素食餐厅——番禺雨花斋。
2014年11月，番禺雨花斋正式面向大众开放。起初来用餐的多是邻里、周边商铺的人。半年后，人渐渐多起来，如今每天前来番禺雨花斋用餐的人数稳定在三百到四百人。
附近小区的保安、环卫工人、流浪汉、残障人士都是这里的常客。更多的则是老人。据梁洪瀚观察，八成以上的食客都是老人，其中十人左右年至耄耋。这与他当初为餐厅选址的考虑相契合，“以老人家为主，靠近老城区，对老人家方便”。番禺雨花斋所处的市桥街道，附近有十多个房龄超过二十年的老社区。
除了住在附近的老人，也有一些老人每天乘公交车过来。番禺雨花斋的义工郑敏曾开车到离店较远的地方，遇见常来用餐的老人提着菜回家，“我才知道，哇，那些老人那么远来吃一顿午饭”。郑敏发现，真正长期来用餐的大多是独居的老人，“现在的老人家都是很孤独的，他们来这里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
和来用餐的人一样，番禺雨花斋的工作人员也是身份各异，有放暑假的大学生、旅游经过的人，也有在附近工作抽中午时间来帮忙的年轻白领，他们全都是义工。但大部分义工同样是老人，他们多是从餐厅的常客转变为餐厅的义工的。义工是流动的，每天人数不等，像郑敏这样的长期义工，基本上是已经退休的人。
义工之间也有分工。年纪稍长的几个老人负责择菜，年轻一点的义工洗菜、炒菜，站在门口迎宾的通常是几个残障人士。
心智残障的小雷(化名)，起初是被住在他家附近的一名义工带来用餐的。后来开始帮着烧水、拖地、摆凳子，慢慢地也成为了雨花斋的一名义工。雨花斋每个月会给义工过生日，小雷常来参加，虽然说话仍然不太清楚，但他很乐意唱歌助兴。
郑敏告诉南方周末，是他们去引导这些残障人士做义工的：“这些人在社会上是缺少人关心和认同的，我们希望他们能找到自己被否定掉的价值、被关爱的感受。”
复制雨花斋模式
番禺雨花斋的左墙上悬挂着几幅书法作品，其中一幅写道“雨花斋核心精神——拒绝杀戮，没有交易，只有感恩”。雨花斋和这一理念的由来，其实还有一段故事。
已逝世的浙江建德广安禅寺前住持文全长老是“雨花斋”的发起人，曾无偿收养许多老人。2011年，文全长老责令弟子殷建不要再为他个人养老服务，而要到社会上做公益敬老事业，办一家面向老人的免费素食餐厅。
确立雨花斋的宗旨和目标后，文全长老和殷建拿出积蓄，与几位爱心人士共同发起了全国首家雨花斋公益素食餐厅。2011年9月12日，位于建德新安江文化广场的雨花斋正式开业。一些被文全长老收养的老人在其感召下，成为这家店最早的一批义工。通过口口相传，建德雨花斋义工的队伍逐渐壮大，与此同时，雨花斋也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
2011年12月，全国第二家雨花斋在浙江省德清市创立。紧接着德清雨花斋后，江苏常州和盐城的公益人士在探访了首家雨花斋后，也回到本地办起了雨花斋。此后，从浙江周边省份到全国各地，陆续有公益人士创立了当地的雨花斋。
据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执行委员会《雨花斋现象》课题组的调查，截至2016年底，世界范围内已有近700家雨花斋，其中我国香港4家、台湾地区6家，德国、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各一家。平均每天为9.6万人提供免费素食午餐，累计服务了约5800万人次的用餐者，其中，超过七成为老人，投入义工服务的累计约有800万人次。
浙江雨花素食研究推广中心的义工慧净告诉南方周末，全国各地的雨花斋并无组织关系，在资金管理上各店都是独立的：“雨花斋服务团队是由认同雨花斋理念的人自发组成的，雨花斋没有控制，没有占有，没有管理”。
据悉，雨花斋的商标并未进行注册。杭州千年舟雨花斋餐厅的发起人之一杨先生向南方周末回忆，当初，考虑到存在被冒用的风险，雨花斋最早的一批发起人曾讨论过商标注册的问题。但最终大家达成共识，有集中管理可能就会有矛盾产生，若有人拿雨花斋的名义去开一些与雨花斋精神理念不相符的店，会自然地难以持续下去，“可能有人想开个雨花斋，看中间有没有牟利的空间，但很难做到，因为雨花斋是公益的，一旦涉及商业利益，大家就不会认可你是雨花斋。”
对于雨花斋的快速发展，慧净认为其动力源于真实的需求：一方面，老人对一餐饭有基本的需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走进慈善事业，而雨花斋的模式简约，没有大小、形式等束缚，没有买卖，所以可复制性非常强。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雨花斋这种六年开到七百家的速度，对于兼具慈善性和宗教情怀的事情并不难达到。他指出，“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都有善的成分，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萌发出来。一种模式具有感染力，就可以抓住人心，快速传播。”
“道义之家”的磁场
在雨花斋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雨花斋的规范准则和核心理念也在逐渐成形和深入。
早在创办全国首家雨花斋之初，文全长老和殷建便对餐厅的运作流程设定了基本的理念：
一是“惜物”，提倡光盘，以节约粮食和减少洗洁精的使用。具体到操作层面，雨花斋餐厅内，每张桌子上置有一壶“惜福水”(白开水)，提倡用餐后，用开水冲涮碗内残留的汤汁后喝掉。
梁洪瀚发现，有些食客一开始并不太习惯光盘。他就在店内播放了一些讲述粮食危机的环保类短片，并在用餐时提醒食客，“吃多少打多少，不够再添”，慢慢地大家就都认可了光盘的要求。
二是“惜缘”，义工对用餐者及义工之间要以家人相看待。雨花斋的义工称呼每位来用餐的人为“家人”，并在初见时行深度鞠躬礼。雨花斋的所有义工不分等级，都以“家人”或“学长”相称。
此外，对于义工做事的态度，文全长老和殷建还制定了“五了”规范——“吃了就好、做了就好、够了就好、舍了就好、了了就好”，提倡包容和节俭。
在“五了”原则的基础上，殷建进一步提出了雨花斋的核心精神“拒绝杀戮、没有交易、只有感恩”。在慧净的理解中，“拒绝杀戮”是指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没有交易”强调的是互助和奉献;而“只有感恩”则是一种找到幸福的原点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的愿景。
梁洪瀚则认为雨花斋的精神真正将中国传统的“家文化”落地了，“食客、义工都是不同姓氏的，但它构成了一个道义之家”。每个月，番禺雨花斋都会收到一些企业家和慈善组织捐赠的粮食和食用油，为餐厅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附近商场卖五谷杂粮的商家偶尔会送来因临近保质期而不好卖的豆类，餐厅就用来煲汤喝;一些来用餐的老人有时也会问起餐厅的资金哪里来，然后提出捐一些家里多余的大米来。
“我们将这里称为家，维系这一个家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我们共同的理念，把付出当成一件快乐的事情的理念，”郑敏说，“有相同理念的人就有相同的磁场。”而这也正是她坚持来做义工的原因。
2017年9月4日，郑敏向南方周末回忆起去年广州一次台风天的故事。那天早上大风大雨，附近的商铺都已临时歇业，他们也估计不会有食客来吃饭，于是暂停供餐一天。后来，他们得知，那天还是有十几位食客来了，因为没开门，又失望地回去了。他们因此决定，以后无论是什么天气都开门。“这个月的台风天，我们一天都没有停过。”郑敏说。
和郑敏一样，作为杭州千年舟雨花斋餐厅最早一批义工的石女士，也是被雨花斋的精神所吸引，“不是我帮雨花斋做了些什么，而是我在这个平台上学会感恩，学会无私地付出”。
困境与愿景
雨花斋这个“道义之家”并非一开始就受到认可，其松散的组织形式也导致了相应的困境的产生。
梁洪瀚还记得番禺雨花斋创办之初很多人投来怀疑的目光，免费餐厅能维持多久?当时番禺雨花斋每个月仅租金就需7200元，如今每个月的总开支则超过四万元。梁洪瀚担心，会不会三个月之后资金就不够了。但是，餐厅运营一段时间之后，陆续有人主动捐赠，加上义工的支持、自己的积蓄和朋友的资助，番禺雨花斋三年来并未在资金方面出现太大危机。
广州古港雨花斋餐厅(下称“古港雨花斋”)的发起人赵太宇也受到过类似的质疑。2015年7月，他跟当地一个在村委会工作的朋友谈及开办雨花斋，“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不能理解”。于是，赵太宇带上村委会组织的一行人，一同探访了华南地区最大的雨花斋——东莞石龙雨花斋。参观交流归来，他们不再怀疑。赵太宇联络了几位在企业做高管的朋友一起发起了古港雨花斋，2015年7月23日正式开放供餐。后来，村委会主任还经常带着家人来古港雨花斋做义工，有时还会捐一些米、菜和水果。此后，古港雨花斋也不断收到爱心人士的捐助，加上数十位发起人的投入，勉强能够覆盖开支。
杨先生则表示，杭州千年舟雨花斋餐厅自2013年11月开业以来，没有结余，但也没有资金接续不上的情况。
相较资金问题而言，梁洪瀚觉得，义工的管理是番禺雨花斋运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很多人来雨花斋做义工都是因为好奇，有时候义工来得太突然，我们太忙，就没有组织培训、没有管理，义工间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误会。”
石女士也认为应加强对义工的培训，“雨花斋的义工任何人都能来做，不拒绝任何人。义工的素质、状态是参差不齐的。”
在义工方面，古港雨花斋遭遇的则是人手不足和义工间理念分歧的问题。
2017年7月16日，古港雨花斋在店外贴出告示，称因内部调整需摘牌停餐。赵太宇对南方周末说，摘牌的原因是义工间在理念上存在一些差异，需要统一理念。是否允许食客将餐食打包带走?是否要让食客用餐后自己刷洗碗筷?是否要让食客在门口念完感恩词才能进店用餐?在这些事情上，义工间都存在分歧。摘牌期间，赵太宇组织了内部学习，对义工进行雨花文化、雨花精神的培训。
2017年9月3日，赵太宇告诉南方周末，古港雨花斋已于8月20日恢复供餐。但他同时表示，店内工作繁重，义工人数不多。
2017年2月，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专项基金和浙江雨花素食研究推广中心共同发起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雨花行动公益基金，旨在对已有和即将建立的雨花斋起到支持、交流、规范、提升和推广的作用。
对于雨花斋未来的发展，慧净表示，希望雨花斋能够走进社区、走进千家万户，最终没有雨花斋。
对此，陶传进指出，如果他们已经登记注册成为正式的社会组织，那就可以去做，做得好还可以得到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民间公益慈善潜力巨大，社会的自主行动空间开始激活，对于政府而言，要学会区分支持与管理，不要用过于生硬的管理制度抑制了民间公益力量的萌生。”陶传进说。
“雨花斋更多的是一种精神，通过给予弱势群体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让社会更和谐。”梁洪瀚也对雨花斋抱持相同的愿景，“有一天老人家都不来雨花斋了，都回到自己的小家享受天伦之乐。那时，我想雨花斋的价值就达到了。”
更新于：2017-11-23 20:08